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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霸道的“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

                余建洲 · 2020-07-18 · 來源:烏有之鄉
                余建洲揭批方方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方方們的這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無視人性在全人類中存在的廣普性,和讓各類人群用文學表述各自人性訴求的公平公正性,像神圣的宗教人士一樣,拿出一副不可冒犯的文圣人姿態,片面地認為創作和發表擁護共產黨思想理念、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作品,就是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行為。他們打著文學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這種去政治化的旗號,將共產黨人從文學作品中去掉,讓超越黨派變成了文學作品中沒有共產黨,超越

                  方方文學工具問研討系列之四:

                  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十分霸道地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

                  文學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這個提法的本意是,文學作品應該不帶任何政黨的政治觀點,原生態地展示廣大人民群眾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當然也應該包括原汁原味地展示各個政黨的觀點和做法,以及它們的觀點和做法,給社會和人民群眾帶來的影響和結果。

                  然而,方方們的這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無視人性在全人類中存在的廣普性,和讓各類人群用文學表述各自人性訴求的公平公正性,像神圣的宗教人士一樣,拿出一副不可冒犯的文圣人姿態,片面地認為創作和發表擁護共產黨思想理念、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作品,就是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行為。他們打著文學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這種去政治化的旗號,將共產黨人從文學作品中去掉,讓超越黨派變成了文學作品中沒有共產黨,超越政治變成了文學作品中沒有共產黨的政治,將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他們極力推行的是十分霸道的文學人性觀。

                  方方自己就是這種霸道行為的典型代表人物。她那個“趙先生讀了這么多書之后,仍然認為文學是階級斗爭或政治宣傳的工具嗎?”的文學工具問就在表明:她好像是一個主張文學作品應該去政治化的人。所以,她創作的作品里,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像【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平凡的世界】里的田福軍,【高山下的花環】里的靳開來,那樣勤奮為民、大公無私、為了保衛祖國甘愿犧牲自己的共產黨員,作為作品里的主要人物,甚至連共產黨這三個字都找不到。在她的作品里所體現出來的狀況,好像是在當今的中國社會里,共產黨就不存在一樣。

                  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的做法,違背了人性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關系的事實。

                  當人們去實現自己的人性需求時,不會僅僅是獨立的個人行為,要有人際交往和社會活動,從而產生出一定的社會生態,而這種社會生態就是政治。政治應該是人性的延生物,和人性是密不可分的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其實就是一個政治動物,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生態中,言行和命運在受政治的左右。因為文學創作是來源于人的社會活動,想避開政治就人性去寫人性是不可能實現的,純粹離開政治的文學作品也是不存在的。無論什么樣的文學作品,都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品里主人公所處時代的社會生態;以及通過對作品里的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映出作者對這種社會生態的看法等。問題的關鍵是作者用什么樣的政治意圖去寫人性,以及將作品里的主人公放在什么樣的政治生態中。無論作家,文學理論家,還是編審家,都跳不出政治的圈子。

                  拿那個開了新寫實主義之山的【風景】來看,方方的確是寫了低層民眾的日常瑣事,然而她卻無法去掉這些低層民眾的日常瑣事所具有的時代特征,無法去掉作品所產生出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態,而這些時代特征和社會生態很容易被讀者捕捉到。所以就有讀者順理成章地根據該作所呈現出來的這些時代特征和社會生態,得出了“著重描寫了生命個體在生存境遇之下的自由選擇與艱難生活,用筆尖刻地畫出了一個又一個,或卑瑣丒陋或病態荒誕或蔞靡殺亂或掙扎彌堅的百態人生,這是一家十幾口的悲劇性體驗,也是獨屬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風景一片”的看法。追根遡源,這一片獨屬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風景,都是文革前三十年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造成的,這就是【風景】所具有的政治價值。可以斷定,這種政治價值的取向,在該作構思成型的時侯,方方已經是清楚的,這完全是她有意而為之。那個時代的確是艱苦的,但是在那艱苦的環境下,中國人民在無數個焦裕錄、王進喜式的共產黨人的努力奮斗下,在極端艱苦困難的條件下,戰勝困難,改造自然,發展生產的英雄氣慨是感天動地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顯著的。可是在方方的作品中,不但看不到這種情況,而且,當平民百姓生活在這樣的貧困狀況中時,連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的共產黨干部、政府官員都看不到,展示出這些人群,都是無助地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造成的這種極度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

                  盡管方方如何理直氣壯地宣稱她沒將文學作品作為政治工具來使用,專門去寫人;盡管她無視人性和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用盡力氣扭動著腰身,想跳出政治的圈孒,然而,政治卻像黏度極強的樹脂膠一樣,牢牢地粘貼在她的作品上。

                  人性是人人共有之物,在所有社會人中,有著普遍存在的廣普性,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人性。文學作品是寫人的,應該不帶主觀意念,對所有社會人的生活、和人的人性的原生狀態進行直接臨摹,讓所有社會人的人性,都可以用文學作品展示出來,這樣才能讓文學體現出公平公正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百年歷史、有九千萬黨員的政黨,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廣大人民群眾中一個數量厐大的群體。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來自于全國各階層的人民群眾,通過黨的從各級組織,深深地扎根在群眾之中。中國共產黨人憑著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理念,對包括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安全、衛生等關系到群眾利益的事業,所採取的有利于人民的發展生產、治理社會的政策方略,能夠通過黨的各級組織,去組織相應的政府機構、基層單位,在人民群眾中迅速有效地貫徹落實下去,因而和人民群眾產生了密切的聯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的惠及全民的社會主義制度,開展的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幸福美滿生活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具有巨大影響力,并且得到他們的擁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共產黨人的組織下,全國農村廣大農民利用人民公社的力量,在全國農村掀起的類似于以紅旗渠為代表的治理窮山惡水的農田水利建設,徹底根治了自古以來禍害農業的水旱災害,讓農業低產且不穩的狀況,變成高產穩產,為解決我們國家地少人多、缺糧嚴重的問題,作出了決定性的具大貢獻,就是明顯的有力的證據。

                  然而,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作品,卻無視共產黨人是社會人中,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一個厐大群體的事實,無情地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在他們新寫實主義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在那個時代里,那些憑著自己的雙肩和雙手,流著汗奮戰在水利工地上,為農業生產做出巨大貢獻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就連為了實現過上美好生活的人性訴求、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積極參加農田水利建設的廣大農民群眾,都被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不僅僅是那個時代,即使在他們寫的改革開放以后時期的作品里,共產黨人的形象也難覓蹤跡。他們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擁擠著小偷,強盜,盜墓賊,強奸犯,吸毒者,毒品販子,碌碌無為者,嗜好性愛的男人或者女人,為了個人私利不顧親情去和別人甚至是親人爭吵打罵的平民等。

                  方方的【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集在方方的文集《水隨天去》中,大量出版,向全國發行。這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

                  作品里的黃蘇子,相貌氣質、智商能力都很出色,是個優秀高雅的白領人士。然而她白天是白領麗人,晚上則是出沒于下等場所琵琶坊的風塵女子虞兮。為了錢嗎?她不缺錢,也不在乎錢;為了性嗎?也不是,她并沒從中得到多少快感;是“自暴自棄”嗎?也不是。按照作品的邏輯,她是在嘗試一種一分為二的神秘游戲,在嘗試另一種極度分裂的生活方式,在測試人能不能把一個人活成兩個人,在完成生命中的某種需要。她在一次掃黃活動中被警察抓住但從廁所逃走,這還沒讓她醒悟,繼續著她那荒唐得不可被人理解的神秘游戲。最后終於在進行所謂的神秘游戲時,被一個撿垃圾的臟老頭勒索不成,殘忍殺害在廢棄的工棚里。更為慌謬的是他的父母得知她的死訊,痛苦的不是失去了這個女兒,而是懼怕“會被別人戳脊梁骨”而毀了自己的名聲,毫無一點兒女親情。

                  據作品描寫,她變成這樣的原因,是她中學時代的暗戀者許紅兵,給她寫了封熾熱的情書,被她拒絕后又將情書貼到黑板上當眾羞辱他,在許紅兵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若干年后的一個平安夜,大學畢業已做了公司白領的黃蘇子,在街上偶遇許紅兵。這個當年的毛頭小子如今已脫胎換骨成一個有錢的成功人士,于是黃蘇子墜入了許精心編織的貌似溫柔情網的報復圈套中,難以自拔,甚至為他放棄了工作中的好機會而去赴約。誰知熱切期待的約會竟然是許將她帶到一個叫琵琶坊的下等人尋歡作樂的地方,在一間骯臟破舊出租屋里,粗暴殘酷地占有了黃蘇子。事畢之后他原形畢露,扔給黃蘇子100塊錢和一通譏諷并告訴她事實真相,在事實上將她降到了與琵琶坊的“雞”同等的地位,以雪當年之恥。女人一生最美好的第一次,于她而言居然是這樣一種身心俱傷的痛。于是,黃蘇子在痛定思痛之后,選擇了這種極度荒唐的生活方式。

                  我要問方方,這樣的人和事,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能有幾個?你將現在的中國風俗民情寫得這樣骯臟齷齪這樣離譜,是不是在惡意給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抹黒?

                  在方方的【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里,做人的良知、人間至愛親情都蕩然無存,每個人都理智喪失,麻木不仁,冷酷無情,荒唐可笑,完全是一部道德敗壞,毫無人情親情,人性扭曲,用不良惡習丑化社會的拙劣之作。這樣毫無生活基礎、純屬胡編瞎造、荒謬至極的作品,竟然不但可以被順利發表,而且還被應該具有很高文學藝術水準,國家頂級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量印刷,向全國發行!

                  方方們的這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用極端狹隘的思想,將共產黨人的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勇于克服困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寧愿犧牲自己作出貢獻的精神,等等的人性訴求和人性行為,都說成是脫離實際、脫離普通群眾的理想主義。他們認為文學作品寫這些,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只有寫黃蘇子那一類人的原始野性、和靈魂深處的骯臟人性,才是寫了真實,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

                  在舊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塞罕壩的森林資源瘋狂掠奪。加之山火不斷,到1949年,塞罕壩的原始森林已蕩然無存,昔日的美麗高嶺變成了風沙漫天、草木凋敝的茫茫荒原。

                  北京緊鄰塞罕壩北部的渾善達克沙地,距直線距離只有180公里,如讓渾善達克沙地繼續南侵,風沙將直逼北京城。徹底根治塞罕壩這個風沙侵害京、津、冀的源頭,是生活在這一帶上億人的夢昩以求的理想。

                  共產黨員王尚海,將這個上億人的夢昩以求的理想作為自己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1962年2月,他帶領來自全國18個省、市的127名農林專業的大中專畢業生,滿懷青春激情,來到塞罕壩,與原有三個林場的242名干部職工,組成了369人的創業隊伍,在那里新建林場,擔任林場第一任黨委書記,拉開了塞罕壩林場建設的大幕。他說出了“生是塞罕壩人,死是塞罕壩魂”的豪言壯語,把妻子和5個孩子從條件優越的承德市帶到了這里,全家與工人們一起扎根荒漠,堅守高寒地帶,自己獻了終身還獻了子孫。13年造林植綠54萬畝。1989年12月24日,這位將自己畢生精力奉獻給塞罕壩林場的共產黨員與世長辭。遵從老書記的遺愿,人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親手栽植起來的馬蹄坑營林區,為了紀念這位對塞罕壩林場作出杰出貢獻的共產黨員,將馬蹄坑營林區取名為“王尚海紀念林”。如今,“王尚海紀念林”已經成為塞罕壩人永久的精神家園。

                  這就是將億萬人民的理想作為自己的理想,去為之奮斗終身的共產黨人。

                  這就是以王尚海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祟高理想激勵下,迸發出來的具有改天換地威力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精神。

                  三代塞罕壩林場務林人,用共產黨員王尚海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精神,鑄就了“牢記使命,艱苦創業,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在這種精神的鼓勵下,他們揮灑汗水,艱苦創業,創造了變沙地為林海、讓荒原成綠洲的人間奇跡。用這種塞罕壩精神營造的這片人工林場,成為京津冀地區的水源衛士、風沙屏障,讓億萬人的理想變成現實。

                  方方們的這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特別是那些其中現在生活在北京的人,當你們永遠地告別了黃沙飛揚、空氣混濁的日子,呼吸著新鮮空氣的時候,還有底氣和臉面將共產黨人王尚海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造林精神,說成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理想主義嗎?

                  憑著方方的閱歷,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核武器的功臣鄧稼先。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條件十分艱苦,為了新中國的強盛,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國內。為了事業,他不顧親情,離開妻兒和年邁的父母,隱姓埋名在荒山野嶺和戈壁沙漠十幾年,從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為核科學專家,他深知受核幅射對人體有致命的危害,然而,他卻將事業重于生命。一次試驗時核裝置犮生故障,隨時都會發生核裂變,為了戰友的安全,他獨自一人去排除故障。為了防止沒有爆炸的試驗裝置丟失掉,以便進行研究,他不顧受到核幅射的危險,將其抱在懷中從遙遠荒漠帶回基地。為此,他的身體遭受核幅射的嚴重傷害,患上不治之癥,臨終時,還將余力獻給祖國的核事業。

                  這就是一位共產黨員大公無私、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精神!這種實實在在的共產主義精神,能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理想主義嗎?

                  我想問方方,你那種胸襟,能理解鄧稼先這位杰出的共產黨員科學家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璄界嗎?你在【烏泥湖年譜】里,寫了蘇非聰、林問天、丁子恒這些受政治打壓變得碌碌無為的科學人材,像鄧稼先這樣,對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偉大的共產黨員科學家,你為什么不寫?

                  “炎黃子孫奔八億,不蒸饃頭爭口氣,羅布泊中放炮仗,要賠美蘇玩博戲。”這首贊頌鄧稼先的詩歌,竟然被一些高明的詩歌評論家們貶稱為打油詩!這些人看樣子也是在告別典型,告別祟高,告別英雄;也是在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

                  依我看這首看似簡單的四句短詩,卻濃縮了那一代共產黨員科學家的時代精神,充分體現了他們在面臨國際上強大敵人企圖扼殺新中國的危險形勢面前,為了祖國的強盛,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迎難而上英勇無畏的豪情壯志,完全是一首通俗易懂、又具有博大精深的藝術內函的精美佳作。依我看我們的音樂家們,應該給這首贊頌偉大的中國核武器之父鄧傢先的“政治”打油詩,譜上令人振奮激昂的曲子,拿到春節聯歡晚會上去唱,讓鄧傢先等老一輩科學家的偉大壯舉去激勵我們的國人,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沒事業需要這種精神!

                  當然,那些尊崇骯臟齷齪,依靠它博取眼球、成功揚名的人,是無法理解共產黨人的這種大公無私精神和崇高的理想璄界的。

                  我們共產黨人決不是沒有七情六欲的政治怪物,我們共產黨人所信奉的共產主義理想,對人與人的關系上,是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相互友好、共生共存的關系;在對待社會財富上,是消滅剝削、各盡所能、共同創造、平等享用。共產主義理想代表了人類最美好的人性訴求,是人類最高尚的人性。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的歷史,就是為共產主義這個最善美的人性行為奮斗的歷史。

                  共產主義理想并不是共產黨人的獨創,是有史從來全人類的共同追求。

                  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萌生了這種思想意識。“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論語中,孔子用“恭、寬、信、敏、惠”來解釋“仁”的含義。其中的意思是:作為人,應該自身謙恭,寬以待人,處事誠信,行為敏快,恩恵他人。另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有居處其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等精典名句都是對人的行為作出的共產主義因素規范。在禮記、禮運中,孔子對他所追求的社會狀況又作了這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主張在這個社會里,應該“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他所主張的社會展示的是一片安樂祥和的景象。從這些可以看出,在兩千多年前,儒家倡導的思想就含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成份。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北宋時期的儒學大家范仲淹的這一主張,也充分地體現出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也主張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思想。

                  共產主義思想也不是共產黨人專屬的信念。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以他親手制定的三民主義為指導,主張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和諧社會;并且實行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融合,共同進步,建立一個以天下為公為目標的大同世界,造就一個和諧安康幸福美滿的人類社會。他的這種思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共產主義思想相吻合。

                  共產主義具有毋庸置疑的優越牲,自古以來就是我們人類所追求美好社會。共產黨人是人類這種最高尚人性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從建黨那天起,就將實現美好人性的最高境界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最終目標,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最善美的人性行為確定為自己的行為指南。

                  目前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愛國、誠信、自由、平等、公正、法活、敬業、友善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當今時代特征,提出來的用于引領人民大眾,能集中體現最善美的人性理念。

                  山東省鄒平縣西王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種地為生,村集體除去杏花河岸邊的一排楊樹,再也沒有其他收入來源。1986年,西王村黨支部進行換屆選舉,王勇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他上任后,經過慎重考慮,為西王村制定出“以工促農、以企帶村、共同致富”的宏偉理想。要發展工業需要資金,資金從哪里來,村集體沒有著落,王勇書記毅然決然地把自己經營多年的價值20萬元的面粉廠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在這位共產黨員無私奉獻精神的帶動下,許多共產黨員、班子成員也把準備給子女蓋新房、結婚的錢拿出來為集體辦企業。村集體七拼八湊籌集了40萬元建起了西王油棉廠,1987年建成投產,當年實現利稅23萬元。

                  王勇在帶領西王村的發展過程中,只求奉獻,不求回報。雖然作為西王的“掌門人”,但他行事低調嚴謹,從不擺場面顯闊氣,從不鋪張浪費。在西王,他不是最高工資的享受者,也不是最高福利的領取者,他把西王的最高工資和最高福利分配給了高級專業技術人才。他從不借婚喪嫁娶等人情事事,向村民和職工謀取錢財。在他的日程表中,沒有禮拜天,沒有節假日,一年365天,天天在為企業的發展,為村民、職工而忙碌。現在他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他干事創業的激情和為人民服務的熱情不減當年。

                  他為群眾“辦實事、不增負”,真心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帶領群眾共同致富,是群眾的“好當家”,是人民的“好公仆”,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得到了組織和群眾的認可,彰顯了一個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和精神本色。

                  王勇奔著“以工促農、以企帶村、共同致富”的宏偉理想,用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精神,帶領群眾數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謀發展,嘔心瀝血創事業,用發展的實際行動譜寫了一篇干事創業的壯麗篇章。

                  我要問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王勇的這種宏偉的理想和共產黨員一心為民無私奉獻的行為,是不是飽含著人類最崇高最善美的人性?他的這種人性和方方創作的包括【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在內,那些作品里的諸如蘇黃子、英芝這些人物的自私荒謬的人性相比,是不是要高尚得多?這樣的共產黨人,為什么看不到你們那些新寫實主義者們寫出一個?是寫這樣的共產黨人對社會有利?還是寫諸如蘇黃子、英芝這些人物對社會有利?

                  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黨中央直管的國家頂級的出版社,發表推出什么樣的作品,必然會對全國文學創作和發表起到引領作用。我要問人民文學出版社,方方荒唐透頂的【我的開始,就是我的結束】,被你們大量印刷,向全國發行;當然,這樣做是你們的權力;問題是近三十年來,你們這個作為共產黨的中央直管的出版社,類似于王勇這樣共產黨領導的、擁護共產黨中央的共產黨員作為主要人物的頌黨文學作品,你們首發出版了多少?你們將全國文學創作和發表引領向什么方向?

                  我們黨為了鼓勵歌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歌頌共產黨人的先鋒模范作用,歌頌在祖國大地上普遍存在的優秀的民風民情,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設立了五個一工程獎,用以激勵這一類體現正能量文學作品的創作和發表。

                  然而,方方們的這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把文學的任務局限于申張個體私欲、專寫利己人性的真實狀態上。他們在文學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的口號掩蓋下,將共產黨人的無私奉獻精神貶低為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將頌黨文學作品當作共產黨人的私生子對待,實實在在地干著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的勾當。在這種去政治化思潮的影響下,他們將諸如在抗洪第一線經常出現的“共產黨員跟我來”,這類充滿人間大愛的人性語言,以及“社會主義好”,“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共產黨英明正確”,之類的政治語言說成是空洞的理想主義,因而使之成為他們的文學作品忌諱用語言。他們將描寫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社會主義建設先進人物的作品視為異類,王勇、鄧傢先式的共產黨先進人物形象,被去政治化去得在文學作品里難覓蹤跡。我們仔細查看一下就會發現,一方面,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壇,在這群人的極力操縱下,能體現正能量的頌黨文學作品的創作和發表,始終處于邊緣位置。另一方面,書寫自私、貪婪、平庸、消極、愚昧、粗魯、低俗、丑陋,甚至是強盜、盜墓賊、毒品販子,強奸犯,暴力、恐怖、等,文學作品則是充滿文壇。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新寫實主義雖然被別的主義搶占了風頭,但是它所倡導的告別典型,告別祟高,告別英雄;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這種去政治化思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文學作品創作和發表的走向。

                  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都毫無道理地將擁有九千萬黨員,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在他們大量創作和發表的那些作品里,懷有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人,竟然比不上小偷、強盜、盜墓賊、毒品販子,強奸犯。他們的霸道行徑,猖狂到了何等地歩!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里,竟然被共產黨自己養育起來,靠共產黨生存的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將自己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

                  這些都在表明: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新寫實主義者們,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是截然不同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走的人。他們將文學作為政治工作的工具,在刻意蔑視共產黨人高尚的道德品德,不從正面歌頌、甚至否定中國共產黨英明正確,不從正面歌頌、甚至否定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其實質就是一種去共產黨化的政治化行為。

                  文學是寫人的,用文學作品顯示自己的存在,用文學作品表述自己的人性訴求,是每個社會人的正當權力。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這種帶有政治傾向的做法,是可以解釋為屬于作者的創作自由,這點無可非議。但是也必須看到,這種做法在客觀上,違反了人性在社會人中,本該存在的廣普性特征和公平公正的原則。

                  用文學作品去表述人性訴求決不應該是普通民眾、特別是低俗人物的專利,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也應該用文學作品展示出來。以文學作品去政治化為理由,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和人性行為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是對共產黨人人性的蔑視,和對共產黨人人權的不尊重。我們不應該將文學創作局限于寫平凡人的情感逸事上,要讓在戰場上、抗洪第一線上、以及所有艱險工作崗位上經常出現的,諸如“共產黨員跟我來”之類的彰顯共產黨人偉大人性的“政治口號”,和焦裕錄、林俊德、楊善洲、王勇這些共產黨人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理直氣壯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決不能讓頌黨文學作品被作為共產黨人的私生子一樣受到歧視!要讓歌頌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文革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頌黨文學”,昂首挺胸地走進文壇。并且永世傳承下去。

                  方方們的新寫實主義,除去推行十分霸道的文學人性觀,將共產黨人的人性訴求排斥在文學作品之外,還偏離了當今在中國大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讓他們的文學作品離開了當今我國社會生活的主流。這里頭的問題留著下一次再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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