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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奪冠》背后: 盯著金牌的體育大國往何處去?

                高翯 · 2020-09-29 · 來源:修遠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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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之前的領導人對在國際賽事中拿金牌并沒有改革開放之后那么執著。敢于橫渡長江的毛澤東對金牌看得比較淡。他更在乎的是普通群眾能參與體育健身,為生產勞動和國防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于是,下到人民公社組織農民進行體育鍛煉,上到清華大學提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只要黨組織管得著的地方,人人都運動了起來。

                  【文化縱橫導讀】自《奪冠》上映后,中國女排所代表的體育精神被廣泛討論。在重溫80年代中國女排五連冠的輝煌后,不少觀眾感嘆,“如今看體育比賽再沒有那個勁兒了”。這可能是如今國家隊“拿獎牌到手軟”的因素使然,也有大國實力毋需再靠體育競技來展現的深層原因。本文作者從百年前《新青年》刊登的《體育之研究》講起,認為國人需增強體質、重視體育運動的主張,為群眾體育奠定基調;60年代的體育一方面承擔著外交使命,另一方面,集中資源培養“體育苗子”也成為趨勢。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中國進入“拿獎牌拿到手軟”的新常態,面子已經夠了,但這絕非終點。作者認為,中國體育必須經歷一個新的轉型:鞏固獎牌成績,但更要進一步轉向發展群眾體育,以群眾體育帶動競技體育,這才是真正的里子。

                  本文為《文化縱橫》雜志與《經略》團隊合作作品,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奪冠》自9月28日上周五公映后,周末票房累計1.6億元,終止了《八佰》連續5周的票房冠軍之路。觀眾并不害怕劇透,所有故事都圍繞三場比賽展開,分別是82年日本女排世界杯、08年北京奧運會和16年里約奧運會,所有的比分都有跡可循。

                  《奪冠》是朱婷、惠若琪、張常寧、袁心玥等女排姑娘們的本色出演。陳可辛導演坦白,拍攝時常有做紀錄片的錯覺。影片的現實質感讓觀眾著迷,有豆瓣網友評論道:“是中國女排好看,而不是電影好看。”

                  中國女排之所以“燃”,與其背后的時代緊密關聯。女排隨隊記者何慧嫻當時有過這樣一番評價,“(76年后)的中國百廢待興,大家都像一堆干柴一樣,要把失去的時間拿回來,這個時候,中國女排她們艱苦創業、團結拼搏,這種精神,正是中國人民需要的一種精神。”

                  對80年代的精確復刻,是影片頗受好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眾多媒體影評人著墨的部分:為了對得起國家的期望和栽培,在條件最艱苦的時候,運動員們甘愿用千百次的摸爬滾打,把攔網升高15厘米,按男排標準的笨辦法去鍛煉。

                  等鏡頭轉向08年北京郎平和陳忠帶領的美中“和平”大戰,再到郎平回國,帶領中國女排在16年里約重新奪冠,隨著訓練設備和理念越來越先進,運動員“靠體育為國爭光”壓力也逐漸消解。

                  不光是中國女排,其他項目的運動員也面臨類似群體情緒的轉換:運動員不再有“向什么討回公道”的思想壓力,“超越和實現自己”的純粹競技精神就流露出來。而觀眾也不再心像股民看股市漲跌一樣,緊緊盯著金牌數的變化,而是以一種娛樂消遣的方式,看運動員們在奧運會舞臺上各種精彩表現。

                  “拿獎牌拿到手軟”已經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綜合性體育比賽的“新常態”。當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一次次升起的時候,電視觀眾們的情緒就進入了“平臺期”,不再有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感覺。于是許多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因一句“洪荒之力”和夸張到扭曲的面部表情變身為國民表情包的傅園慧,或是安倍變身馬里奧從水管鉆出來。

                  這個情緒“平臺期”從何時開始?毋庸置疑的是,中國人民體育熱情的至高點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以51枚金牌取代美國成為金牌榜的“狀元”。四年后的倫敦奧運會來臨,中國觀眾就有點走神了,很多人更關注開幕式和閉幕式的場面,而不是獎牌榜。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中國拿了199塊金牌,把第二名韓國(76塊)遠遠甩在后面,但很多北方人干脆當它是廣東省的一場賽事,聽到了獎牌數量,也只是簡單地說一句: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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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放下“金牌情結”,不以成敗論英雄,能以平和的心態欣賞本國運動員在世界級賽場上的表演,用了100多年的時光。

                  時光倒流100多年,晚清之時,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帝國主義列強在世界各地瘋狂搶奪地盤,而中國軍隊屢戰屢敗,中國人吸鴉片者眾多,身體羸弱,中國遂獲“東亞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之稱。而知識界痛感武德之不彰,呼吁學習日本、普魯士的整軍經武,倡導國民進行體育鍛煉,增強體質,抵御外侮。

                  1917年4月毛澤東在《新青年》第三卷2號上,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體育之研究》,開篇提出“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這也是毛澤東寫這篇論文的原因之一。《體》詳細闡釋了體育的功能、功效,深刻剖析了國人不好體育的原因,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運動方法。

                  他指出“體育者,人類自養其身之道。”“勤體育則強筋骨,強筋骨則體制可變,弱可轉強,身心可以并完”。體育教育應當占第一位,因為 “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毛澤東對此身體力行,他以極大的毅力堅持進行“冷水浴、雨浴、日光浴”等艱苦條件下的體育項目,也為后來在艱苦的條件下帶領中國共產黨贏得偉大勝利奠定身體基礎。

                  在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為救國而奮斗之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派員參加了數屆奧運會,但從未獲取任何獎牌。1932年,中國派出三人參加了奧運會,其中只有一名運動員劉長春,在100米和200米跑預賽中即被淘汰。1936年奧運會,中國69名運動員除一人在撐桿跳高預賽中及格而獲決賽權外,其余運動員都在預賽中被淘汰。1948年奧運會,中國派出53人的代表團,其中運動員33人,遭遇全軍覆沒。

                  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成為建國初期面臨的首要課題,因此體育事業也要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體育工作,在1952年6月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上,毛澤東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會議確立了“為加強生產建設與國防建設而服務”的體育方針。體育首先要為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意味著國家優先發展群眾體育,領導人對少數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拿金牌當然也是鼓勵的,如賀龍同志在主持體育工作時就說過:“解放了的中國,要有爭取勝利,破世界紀錄的氣魄,我們要趕快地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要叫人家破我們的紀錄。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能和世界強隊較量。” 但到國際上拿金牌,是錦上添花的事情,并非國家發展體育事業的首要考慮。

                  當時中國發展競技體育還受到國際因素的牽制。國際奧委會在1954年承認全國體育總會為中國奧委會的同時,仍然承認臺灣的“體協”是“中華民國”奧委會,企圖搞“兩個中國”的陰謀。由于多次抗議和溝通無效,1958年中國宣布退出國際奧委會。但在奧運賽場之外,中國運動員仍積極參與國際賽事。1956年,陳鏡開打破了最輕量級挺舉世界紀錄,成為我國第一個創造世界紀錄的運動員;1959年,容國團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冠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由于群眾運動對科層體制的沖擊,中國的競技體育事業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但并不能說中國的群眾體育運動就此停頓。這是毛澤東個人影響力達到頂峰的十年,毛澤東對體育的熱愛,自然會在這個民族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以72歲高齡,在武漢暢游長江1小時零5分鐘,發布“最高指示”:“游泳是同大自然做斗爭的一種運動,你們應該到大江大河去鍛煉。

                  消息傳來,各地緊跟偉大領袖,掀起了群眾游泳健身運動的高潮。這可以說是自晚清以來,中國大眾文化中最崇尚體育和武德的十年。甚至中美交往的大門,都是通過乒乓球比賽而打開的。體育運動不僅被高度政治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外交使命。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迫切的需要得到外界的承認,體育事業無疑是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渠道。中國的體育口號發生變化:從50年代的“開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到70年代“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再到1978年以后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和“沖出亞洲,走向世界”。以舉國之力來辦競技體育,獲取世界承認,成為國家體育的努力方向。

                  1979年國際奧委會恢復中國奧委會合法席位,中國體育開始大規模的參與了國際競爭,從此確立了舉國體制的“奧運金牌戰略”。1984年,新中國首次組團參加夏季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肩負著全民族的希望和重托出征洛杉磯,頑強拼搏,一舉獲得15枚金牌、8枚銀牌、9枚銅牌,位列金牌榜第四名的優異成績。隨后,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中國的金牌和獎牌總數均躍居世界第三;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再次以32金、17銀、14銅的優異成績,位列金牌榜第二,實現了新的歷史性突破。2008年,北京承辦了第29屆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的表現達到頂峰。

                  我們所熟悉的電視里放著國際比賽,五星紅旗升起,運動員聽著國歌激動流淚的場景,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國際政治的影響,中國參加國際賽事的機會本來就不是很多;彼時連廣播都沒有普及,更不用說電視了。

                  但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之前的領導人對在國際賽事中拿金牌并沒有改革開放之后那么執著。敢于橫渡長江的毛澤東對金牌看得比較淡。他更在乎的是普通群眾能參與體育健身,為生產勞動和國防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于是,下到人民公社組織農民進行體育鍛煉,上到清華大學提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只要黨組織管得著的地方,人人都運動了起來。

                  但領袖不在乎不等于廣大干部群眾不在乎。偉大領袖斗爭了一輩子,晚年對赫魯曉夫和尼克松都采取俯視的態度,這種自信,大多數人都不理解到底從何而來。領袖去世,清點一下家底,大家一下子不自信了,于是努力去找自信。改革開放之后的金牌焦慮,實質上是一種對國際承認的渴望,第二代領導核心把話說得非常嚴重:“開除球籍。”而要證明中國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拿金牌就是最客觀的證明。而要在短時間內實現金牌數量的飛躍,非采取“舉國體制”、集中資源培養少數運動員不可。

                  從1984年到2008年,中國完成了這個證明。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一鳴驚人到今天的“拿金牌拿到手軟”,中國的電視觀眾們已經從心態上實現了對金牌的超越。

                  如果毛澤東看到中國隊喜人的獎牌榜,他應該是非常欣慰的。但我相信,他同時也會對中國體育的現狀有很多不快:

                  五十年代,黨團青婦會組織大家進行體育活動。現在,在廣大農村地區,是誰在組織大家體育活動呢?

                  當年的國企和集體企業體育活動豐富多彩。單位體制崩潰之后,誰又在帶大家打球呢?

                  多少體育迷坐在電視機前,對球員評論得頭頭是道,可惜……戴著眼鏡。

                  2億人超重或肥胖,每5個城市兒童就有一個超重,30歲到50歲這一年齡段中,85%的人處于亞健康狀態....

                  而當今軍隊入伍體檢時很高的不合格率,更會令他憂心忡忡。自晚清以來,中國花費了極大的代價,才恢復武德。如今國人難道又要失去武德了么?

                  這些擔憂并非憑空虛構。北京體育大學校長楊華甚至如此“危言聳聽”:如果我們再不關心下一代的體質健康,我們將成為新的“東亞病夫”!

                  因此,在進入“拿獎牌拿到手軟”的“新常態”之后,也許中國體育要經歷一個新的轉型:鞏固獎牌成績,但要進一步轉向群眾體育,回到毛澤東說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如果人民體質得到切實提高,民間“藏龍臥虎”,獎牌數量自然可以得到維持,國家或許就不必集中如此多的資源來培養少數運動員。

                  歷史是不是繞了一個圈之后,又回來了呢?這或許應當被理解為螺旋式上升。毛澤東曾以超凡的魅力,關注和維持著普通中國人的武德;但他并沒有讓人民真正理解, 為何每個人自己體質的提高比運動員在國際上獲得獎牌更重要。人是一種通過比較尋求意義的生物。在看不到比較的舞臺的時候,人們不會為比較而焦慮;但一旦看到這一舞臺,自己卻無所作為,往往會帶來某種挫敗感。因此,只有經歷過對獎牌的渴望,經歷過“拿獎牌拿到手軟”之后,獎牌才能真正地“去魅”,人們才能理解何謂面子,何謂里子。而此時中國已經有條件,既得到面子,又得到里子。

                  正因如此,“拿獎牌拿到手軟”并不是終點。中國體育事業仍在路上,任重而道遠。

                  本文為《文化縱橫》雜志與《經略》團隊合作作品,原標題為“時評 ▍當中國成為”體育大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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