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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大革命”語境下 “亭子間文化人”歷史考辨

                吳述橋 · 2020-09-28 · 來源:西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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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國家已經名義上統一,但國內政治形勢復雜。后“大革命”語境對重新認識亭子間文化人而言十分重要。本文從后“大革命”語境出發重新考察,發現他們遠遠大于左翼文化人的范疇,還包括托派、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等,是中國第三代激進主義者。亭子間文化人承載著大革命余緒,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與20世紀30年代上海新書業繁榮有直接關系。

                 

                  亭子間是老上海里弄房子灶披間上蓋的狹窄低矮小房間,租金低廉,20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文化人都曾租住過。現代文學史上不乏描寫亭子間生活的文學作品,一些作家甚至以亭子間為著作題名,如魯迅《且介亭雜文》,周立波《亭子間里》,周天籟《亭子間嫂嫂》等。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很多同志”,他們“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不大能真正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并由此弄出許多錯誤”。[1]這些話讓“亭子間”更為人所熟知,住過亭子間的文化人也被打上了左翼烙印,成為多少帶有貶義色彩的“亭子間文人”。

                  當前研究大多不脫左翼政治文化大框架,但也開始注意到他們超過了今天所說的左翼文化人范疇[2]。回到歷史語境去重新考察,盡管各自立場不同而關系復雜,筆者發現他們大都以“亭子間英雄”自居,甚至共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上海新書業的繁榮,故而更愿意用較為中性的“亭子間文化人”來描述。而對其進行歷史考辨,將為我們重新辨認左翼文化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文化中的位置與活動提供新的視角。

                  一、 大革命余緒中的亭子間文化人

                  上海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大量文化人在大革命失敗前后流寓到上海租界亭子間,成為特殊景觀。他們過著貧困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但承載著大革命余緒,或多或少與政治有一定聯系。左翼文化人的回憶可以佐證,如周立波曾說,“亭子間開間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職工和窮文人關于居住的地方”[3]。胡蘭畦回憶說,“這些小小的亭子間,蘊藏著許多革命的火花”[4]。近年有人做過左翼文化人亭子間居住情況考述,不再贅述[5]。

                  但居住在亭子間的文化人還有更多并非左翼人士。《毛澤東選集》中給亭子間的注釋說,“解放以前,貧苦的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和機關小職員,多半租這種房間居住”[6]。有的回憶文章羅列得更為詳細,認為亭子間居民多為“流浪藝人(包括落拓文人、戲劇家、美術家),投稿文丐,大中學生,情男愛女,中級職工,練習生徒,失業分子,江湖術士,勞動工役……”[7]

                  或許更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即使都是因大革命失敗流寓上海亭子間,還有許多人持其他政治立場。胡秋原從桂系軍閥大肆殺戮革命青年的武漢逃離到上海時,這位曾經加入過共青團和國民黨的湖北省國民黨黨部周刊《武漢評論》編輯,見到了許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文化人,包括已脫離黨組織的武漢大學文學社團“星野社”的朋友們,和錢杏邨等一起從武漢革命政府宣傳部轉移過來的大學同學楊邨人等。王禮錫給一位不認同托派劉鏡園等主張的亭子間文化人這么回信:“從俠民處知道你是一位刻苦好學的青年,三個人擠著住在一個六塊錢一月的小亭子間里,自己用火油爐燒飯;可想見滿房油煙氣味彌漫中埋頭讀書寫文章的精神!”[8]

                  亭子間居民社會地位邊緣,身份復雜多樣,有較大流動性,居住時間也不十分固定。完全能夠想象得出,盡管亭子間人居環境較差,這種政府治理的邊緣地帶,給從事地下政治活動或其他需要隱藏真實身份的有關人等提供了極大便利。他們能夠偽裝、快速逃亡或者轉移,南京政府的追捕相對不那么容易。樓適夷回憶自己找阿英,阿英的兒子在門口玩,替老子放哨。[9]沈從文回憶胡也頻對自己房子的前后結構十分熟悉,隨時都能從前門或者后門等地方逃亡或者鉆出。[10]不僅如此,亭子間也仍然是他們隱蔽和從事活動的空間,如許美勛回憶自己和馮鏗把南強書局的亭子間作為左聯的一個交通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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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亭子間影像

                  但亭子間文化人也難免會被懷疑和某些有組織的反對南京或者反對其他派別的政治團體有關,他們是被監視甚至是相互監視的。“五四”時期創造社作家對此已有深切體會。郁達夫是較早寫亭子間文化人生活的現代作家,其《春風沉醉的晚上》(1923年)寫一個住在“貧民窟”的作家,依靠翻譯和創作為生,“神經衰弱”“深夜游行”,隔壁住戶陳二妹甚至于“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監視和搜捕更是瘋狂。夏衍曾說:

                  “我們的同志,假如是單身住亭子間,身份又不清楚,或者沒有職業,或者衣著裝束與一般人不同(在當時我們有些年輕的文藝工作者缺乏經驗,的確有人喜歡蓄長發,穿烏克蘭式襯衣,帶大紅領帶,作為藝術家的標志),或者不按上海一般人的生活規律活動的,就會引起房東、鄰居的注意而被看成共產黨,甚至被人向工部局告發。”[12]

                  不僅是共產黨,托派、第三黨、國民黨改組派等在當時同樣屬于被政治監視的人群。陳公博等創辦的大陸大學和期刊《革命評論》等會被查封,販賣《革命評論》的攤子會被砸,書店玻璃也會被“鏟共電影同志會”砸碎。在國民黨“清黨”時期,有些地方軍警甚至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發向后梳的,統統予以逮捕。[13]

                  鄭學稼(1906-1987)十分認同亭子間文化人身份,將其與巴爾扎克筆下巴黎浪子相比,他的回憶揭示了一群后“大革命”語境中亭子間文化人的存在:“當時在上海的‘浪子’,由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的環境和一八三〇年政變后的法國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但他們‘用想象做經濟,用貧窮做勇氣’卻是一樣。這群‘亭子間英雄’,大多數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退伍戰斗者,或是革命的逃兵”[14],而“所謂‘亭子間英雄’,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典型青年”[15]。鄭學稼早年加入過共產黨,后來成為“反共理論大師”,思想上認同托派。據說“生性倔直,脾氣古怪”[16],其言當有一定可信度。他認為這群亭子間文化人“中間的確有人受到新沙皇的收買,愿意把南京變為莫斯科,但也有人‘擬定推翻俄羅斯的計劃’”[17]。

                  根據鄭學稼反共立場可以推斷,前者指涉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左聯和其他團體,而后面這樣一群人當中,胡秋原是“當時上海亭子間英雄的代表者”。[18]鄭學稼對共產黨有不公之辭,對“自由人”胡秋原多有“褒獎”之意,固然因其政治態度與立場,但左翼文化人也未嘗不在他所描述的后“大革命”語境下的“亭子間英雄”之中。當然,各個派別也有自己的“亭子間英雄”代表。

                  二、亭子間文化人與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鄭學稼對“亭子間英雄”的指認也從敵對方角度證明毛澤東對亭子間文化人精神肖像的描繪十分準確。毛澤東在1938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演講中指出他們的自大:“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19]其實亭子間文化人也不缺少自我形象塑造。詩人紀弦在《亭子間之夜》中以“我”之名刻畫了一個在亭子間為寫作所驅使的“神經質”作家:“夜是我的白晝。/我是夜的凄涼的機械。”另一首《亭子間》寫于30年代,該詩則說“金色與銀色的裸體女”,“她們的美太使我陶醉,/而我是徒有三尺之長臂/與夫不可一世的氣概的”。紀弦的詩與更早的創造社自敘傳小說對亭子間文化人形象的塑造十分接近,如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青煙》和郭沫若《亭子間中的文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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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紀弦(中)

                  郭沫若這篇小說描繪的是大革命之前一幅典型的上海亭子間“文士”自畫像,可以用來作為分辨亭子間文化人思想和情感體驗的標本。小說一開始,郭沫若用詩人慣常的夸張筆法描繪了亭子間的內部布局,“亭子間中的文士”愛牟幻想對面可能存在一個女人并和自己發生愛情故事,但逼仄空間內小火缽引起的碳酸瓦斯中毒終止了他的白日夢,于是下樓看不遠處洋房空地上工人平墳,回來后看到妻子正掉著鼻涕埋頭剝胡桃。平庸的日常生活、才子佳人式白日夢、階級斗爭的隱喻等,被作家組合在一起,構成亭子間“文士”的自我認同、空間想象和社會意義網絡。但他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沖破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小說最后的結局是“文士”終于找到了靈感,拉上窗簾開始寫作。這個封閉空間最終在大革命敘事中被打破,小說中隱含的工人給有錢人平墳、才子佳人幻想,在“革命加戀愛”小說中有了充分的表達。

                  以上分析可見,包括創造社作家在內的亭子間文化人投奔革命并非毫無根由,他們有自己的社會政治體驗。李歐梵對此的描述說:“他們這些藝術上的波西米亞人,仍然可以把赤貧的生存化為浪漫的想象。但外在的社會政治現實也迫使他們走出自我營造的‘象牙塔’,組織起來為社會服務或投入到更激進的事業中去。”[22]亭子間文化人有一定的社會政治體驗作為基礎,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非難以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讓亭子間文化人擁有了更開闊的視野,他們在1930年代往往“身兼數職”:既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或者更重要的還是革命家。就算是茅盾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強調了文學的獨特性,也毫不懷疑文學和政治之間有某種通約性。他曾經批評馮雪峰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將文學論爭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平行論述而強調文學作用的做法,認為這些都不過是唯物史觀在各個領域的展開,而尤以社會性質問題為重要。[23]

                  這是一代在精神和知識層面上十分自信的知識分子。周立波在那本名字叫作《亭子間里》的論文集后記中掩飾不住亭子間文化人的成就感,“集子里的十五篇論文,都是……寫于上海亭子間,因此取了這書名”,“在亭子間里,我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稍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又參與了左聯的黨團的活動,擔任過兩種刊物的編輯”。[24]德里克曾經用代際的概念來分析這樣一代年輕人,認為他們“代表了中國第三代的激進主義者和受1915年之后新文化運動所提供的思想糧食滋養所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成名的那一代人的后繼者。隨著1925-1927年的群眾動員而蓬勃興起的革命運動則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25]

                  大革命失敗后,各路人馬紛紛從武漢、廣州和其他各個地區轉移到上海,寄居上海亭子間,他們依托新興出版社譯介或者撰寫了大量不同派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述。[26]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方法被自認為掌握唯物史觀的亭子間文化人激烈批判和嘲笑。王禮錫在與胡適所創辦的同名刊物《讀書雜志》上,接連幾期都展開《胡適之批判》,盡力用唯物史觀批判胡適方法的笨拙可笑。胡適完全不能接受唯物史觀將社會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的“變革的社會學”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他雖然表面沒有理睬《讀書雜志》對他的批判,但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導言》中也仍然“冥頑不靈”地批評陳獨秀用“經濟史觀”來解釋五四文學革命,認為按照自己《逼上梁山》中所說,當時他在國外“偶然”發難才合理。在上海繁多的刊物上,這些初來乍到的亭子間文化人熱情地、激烈地、氣惱甚至又不乏夸張地討論著各自對于普羅文學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等的看法,他們試圖對文學進行重新定義,對五四白話文展開猛烈抨擊。托派知識分子王凡西和鄭超麟將之視為一場“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雖說不無夸張,但足見唯物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勃興之勢。

                  和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后馬克思主義文化運動的消沉不同,中國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馬克思主義文化運動反而興盛了起來。鄭超麟認為“不很圓滿的”解釋是與后“大革命”語境直接相關:“因為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群眾,主要是學生群眾,被一九二七年無產階級革命喚醒了,雖然來不及參加這個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這個革命及其理論前提。”[29]另一托派分子王凡西則有更清晰的描述:

                  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并非某一些人倡導的結果,它乃是廣大的中國革命群眾的“痛定思痛”,是行動過后的必然思維。當然,大革命失敗后,不少知識分子被迫從積極活動中退出來,從街道回進到書齋,多少也促成了那次運動,但基本的原因卻不在此,它是由種種更大的客觀和歷史的因素湊成的空氣。思想的要求不僅限于上海與北京,而是普及全國的。由于幾年來革命與反革命所提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會或各省,都想了解那些與他們命運密切相關的大問題。要了解這些問題,則除了研究社會科學卻別無門徑了。[30]

                  和共產黨方面“內部”在文學領域展開“革命文學”論爭相應,王凡西認為,托派在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中發揮了自己的重要力量。而國民黨左派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使用者如陶希圣、陳公博等一開始也居住在亭子間,和共產黨、托派以及后來的王禮錫、胡秋原等神州國光社文化人發生言辭激烈的爭吵。這些人運用自己所能夠掌握的唯物辯證法在各個期刊雜志上爭吵,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注意,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核心雜志《讀書雜志》銷量一度超過一期三萬份。文學方面,蔣光慈小說發行數量同樣驚人,一些出版商甚至采取盜版、截取或者盜用蔣光慈名字的做法牟利。革命文學論爭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激烈熱鬧的氛圍不僅在上海彌漫,遠在北京的文化人同樣感受到了上海傳來的能量。

                  三、亭子間文化人與上海新書業的繁榮

                  上海新書業的繁榮是在193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中心南移的產物[31],但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它與后“大革命”語境直接相關。大革命失敗后一時間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在四馬路附近如雨后春筍。陶希圣的解釋是,“在侵略者兩面窺視之下,國家統一的局面促成了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建設事業的進展。但是一方面,知識分子的中間,革命時期的主觀幻想還是未能平靜下來。另一方面,地方軍人的中間,地盤觀念與權力欲望還在那里發展。外患與內憂仍然是桴鼓相應。思想界與政治界尤其是息息相關”,“恰如出版界小書店林立一樣,政治界也是小組織紛起。這兩者都是革命北伐大風暴的尾聲”。[32]他很明白地指明上海新書業的繁榮,不僅因為有利可圖,還和國內外復雜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

                  新書出版行業當然并非只有政治力量介入。上海新書店投資者成分十分復雜,較純粹的書賈有張靜廬、洪雪帆等,有幾文閑錢愿意在紅火的出版市場尋找賺錢機會的投機者也不少[33]。如果家境甚好,能夠創辦出版社和自己的刊物,不用受到“政治”的左右,生存卻并不容易。張靜廬就認為,1927年以后的新書業,“真度著艱苦困頓的日子,那種痛苦(精神的和物質的),恐怕只有在這時期中的出版家才真正嘗到。直到‘八一三抗戰發動后,再度抬起頭來’”[34]。可真實情形與他個人感受完全不同,有學者統計,“1927-1937這十一年是民國時期出版最活躍,發行期刊最多的10年(報紙和書籍的出版基本上也是這種狀況),是繼五四運動后,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的第二個高潮”[35]。

                  但政治才是新書業繁榮的關鍵。1929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工作概況》統計認為,當年“反動刊物較十七年度竟增至百分之九十。在此數目中,共產黨刊物,占百分之五十四強,改組派刊物,占百分之二十四,國家主義派刊物,占百分之五強,無政府主義派刊物,占百分之四,帝國主義者刊物,占百分之一強,第三黨刊物占百分之二,其他刊物占百分之八”[36]。王凡西的解釋與國民黨官方統計若合符節:“這班官僚或軍人都是受了蔣介石一系的排斥,做了南京政府的反對派。他們在無事可為中,也就略斥宦囊,交托他們直接或間接的朋友來搞‘文化事業’,以為異日再起的資本。”[37]除卻政治的有色眼鏡,王凡西的說法還算符合實際。當時,共產黨主辦了春野書店和湖風書局,國民黨改組派創辦新生命書局,武漢時代供職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并擔任漢口《中央日報》主編的脫黨分子陳啟修背后支持樂群書店,四川軍閥劉湘背后支撐中國圖書雜志公司,[38]十九路軍領袖陳銘樞接手了由鄧實等創辦的神州國光社,孫科主辦中山教育館等。

                  亭子間文化人是新書業的重要從業人員,有很多是出版社和雜志負責人或者編輯。正如王凡西所說,“這些所謂朋友,多數是投資人的舊屬,會寫‘等因奉此’,卻不知新文化為何物的。于是他們又找上海出版界的內行來編輯或撰稿,而那些內行,則幾乎全是革命中出來的知識分子”[39]。實際上那些投機者和純粹書賈的出版機構和官僚軍閥的一樣,也都是依靠亭子間文人來運轉。春野書店是錢杏邨等剛剛從武漢撤到上海的共產黨員開的;新生命書局是剛剛從武漢來到上海的國民黨左派陳公博、陶希圣等擔任主要編輯和撰稿人員;長江書鋪是陳望道創辦的,其中也有施存統等從革命地區回上海的政治人物;神州國光社總編王禮錫曾經和段錫朋一樣是AB團成員。

                  雜志在新書業十分關鍵,張靜廬回憶1930年代辦上海雜志公司的原因時曾言及于此,他說“書業的出路只有學校用書,一折八扣標點書,雜志三項尚可存在”,“為事業前途的發展,為文化運動的普及,雜志倒是可為而不可為的出版事業”。[40]曠新年認為“現代日常的文學生活是以雜志為中心組建起來的”,“甚至事實上刊物的聚合構成了所謂文壇”,“隨著雜志的勃興,作家之間的聯系被加強了”,“雜志一方面加強了社會認同和一體化,一方面又導致了風格的不斷花樣翻新”,19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革命文學論爭”“文藝自由論辯”“國防文學論戰”等,“雜志發揮了關鍵的作用”。[41]

                  而圍繞在1930年代文學刊物周圍的,多是亭子間文化人。周揚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中坦誠:“中國革命文學運動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后旺盛起來的……革命文學的許多作者都是‘被從實際工作排出’的青年……離開了群眾斗爭的漩渦的中心,而在文學事業上找著了他們的斗爭的門路。”[42]雖然他們多有政治傾向,甚至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但仍主要依靠文學和其他文化事業生活,寫作自然是其生活的重要一端。陶希圣回憶起這一段時間生活十分得意:“上海的小書店林立市場。周刊與月刊紛紜錯雜。文稿和書稿一時之間成為暢銷的商品。定貨的,收貨的,隨處都有。我自己私下對朋友說:‘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塊一千字,隨手可以兌現。’這話也有些真實,否則那兩三年怎樣生活下去?”[43]陶希圣的說法應該說多少是符合實際的。在還沒有實行圖書雜志出版審查制度的興盛時期,這些出版社跟隨時代潮流,多多少少都是能掙錢的,根據了解內情的人的統計,一本定價八毛字數十萬左右印數兩千的書在當時出版一次出版商可以盈利三百多元,印第二版可以再盈利五六百元,作者多的能夠得到兩百元的收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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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希圣

                  亭子間文化人是各種話題的創造者和參與者。他們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對革命文學問題,甚至對民族主義文藝問題都要關注,并進行激烈論戰。現代文學研究者十分熟悉創造社和太陽社在革命文學論爭中激烈的口氣和以自己為絕對正確的武斷觀點,社會史論戰中那種激烈武斷態度和觀點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相互猛烈批評對方不懂唯物史觀,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干脆就叫作《秋原君也懂得馬克思主義嗎?》[45]。在這場“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當中,最出風頭的除了左翼中的創造社、太陽社等諸位“英雄”,還有陶希圣、朱其華、王禮錫和胡秋原等一批社會史論戰“明星”。除了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刊物外,新興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也是大熱門,大量的知識生產和需求推動著出版業的繁榮。京派作家沈從文一度在上海嘗試過創辦同人刊物,較為關注上海文化界,因批評海派引起轟動,他也產生上海普羅文學的興盛是出版界推動的“錯覺”。[46]

                  注釋

                  [1][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879頁。

                  [2]葉中強專門對住過亭子間的作家進行過梳理,見《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388頁;朱軍論文明確提出“亭子間文人成色龐雜,很難以具體的流派來界定”,見《現代都市邊緣知識人的身份認同困境——以亭子間文人為例》,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創新——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屆學術年會文集(2012年度)青年學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24]周立波:《后記》,《亭子間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4]胡蘭畦:《胡蘭畦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頁。

                  [5]井延鳳:《亭子間與青年左翼作家》,見張鴻聲主編《上海文學地圖》.中國地圖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9頁。

                  [7]多九公:《上海亭子間解剖圖》,沈偉東主編《走,回民國住兩天》,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8]王禮錫、陸晶清主編《通信七》,《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第27頁。

                  [9]樓適夷:《我和阿英》,《適夷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頁。

                  [10]沈從文:《記丁玲續集》,《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頁。

                  [11]陳夢熊:《夏衍追憶南強書局的一封信》,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1卷下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頁。

                  [12]夏衍:《“左聯”成立前后》,《左聯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頁。

                  [13]《國共合作清黨運動及工農運動文鈔》,日本東洋文庫縮微膠卷,轉引自王奇生《清黨以后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4][15][17][18]鄭學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鏡子——〈少作收殘集〉上卷讀感》,《胡秋原先生之生平與著作:祝賀胡秋原先生七十壽辰文集》,學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36、38、36頁。

                  [16]古遠清:《“第四種人”鄭學稼》,《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19]毛澤東:《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20]路易士(紀弦):《亭子間之夜》,《作品》第1卷第2期,1943年8月。

                  [21]路易士(紀弦):《亭子間》,《文藝大路》1935年5月創刊號。

                  [22][美]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頁。

                  [23]茅盾:《仍是漫談而已》,《中原、希望、文藝雜志、文哨聯合特刊》1946年7月第3期。

                  [25][27][美]德里克:《革命與歷史》,翁賀凱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1頁。

                  [26]參考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國關于社會科學的翻譯界》,見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中華書局1965年版。

                  [28][30][37][39]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 1980年版,第176、177、177、177頁。

                  [29]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頁。

                  [31]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2卷,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1033頁。

                  [32][43]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110頁。

                  [33][44]夢濤:《出版界一瞥》,《讀書與出版》1933年3月第1期。

                  [34][40]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4年版,第127~128、157頁。

                  [36]《中央宣傳工作概況》,《中國國民黨年鑒》,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89頁。

                  [38]王淑明:《我與“左聯”二三事》,《左聯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頁。

                  [41]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頁。

                  [42]周揚:《〈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頁。

                  [45]孫倬章:《秋原君也懂得馬克思主義嗎?》,《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46]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中說:“看到這三兩年來上海方面所謂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虧消息,就更長了多少見識。一時節的‘普羅文學’興起,反手間的‘民族文學’成立,不知者還以為一則不外乎同政府對立,一則不外乎為政府捧場,故現象推遷,有此結果。其實不要這個,歡迎那個,還是幾個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見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本文已獲得作者授權 原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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