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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 青年恩格斯的三次思想轉變

                周嘉昕 · 2020-09-24 · 來源:實踐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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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1845年之前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可以發現青年恩格斯存在三次思想轉變:1)在宗教神學批判中,走向人本主義和哲學共產主義; 2)在英國社會運動利益和原則關系的考察中,接受并改造唯物主義; 3)通過工業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經驗考察,批判哲學概念范疇的抽象性,走向唯物史觀。

                  摘要:在既有的研究中,青年恩格斯得到的關注遠不及青年馬克思,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推進,梳理回顧青年恩格斯思想演進的重要性日漸凸顯。立足1845年之前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可以發現青年恩格斯存在三次思想轉變:1)在宗教神學批判中,走向人本主義和哲學共產主義; 2)在英國社會運動利益和原則關系的考察中,接受并改造唯物主義; 3)通過工業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經驗考察,批判哲學概念范疇的抽象性,走向唯物史觀。對于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觀的“另一條道路”的回顧,不僅有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演進和當代發展。

                  關鍵詞:青年恩格斯; 人本主義; 哲學共產主義; 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歷史觀;

                  本文研究的主題是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思想歷程。這一研究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得出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因而通過對青年恩格斯文本和思想的回顧,可以去發現一個與馬克思有所區別的唯物史觀形成過程;更是因為在青年馬克思的研究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仍待解決的理論問題。比如,青年黑格爾派的邏輯演進及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轉變的思想歷程及其理論意義,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經驗的實證的研究與思維前提的反思之間的關系,等等。帶著這些問題回到恩格斯早期的思想探索歷程中去,我們嘗試區分青年恩格斯的三次思想轉變。

                  1  一是從“白爾尼+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和赫斯的哲學共產主義;

                  2  二是通過物質利益和原則關系的思考以及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觀察,接受并改造唯物主義;

                  3  三是在工業革命和現代階級對立的經驗實證研究與哲學概念范疇抽象性的批判中,走向唯物史觀。

                  更進一步,所謂的“三次轉變”之間存在內在的關聯,前后之間既有繼承發展也有斷裂變革。同時,要深入理解青年恩格斯思想發展的“三個轉變”,還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演進和當代發展中去加以探尋。

                  一、“青年恩格斯”為什么重要?

                  回顧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進展,存在兩個核心的理論問題或者說爭論。其一是“青年馬克思”或“兩個馬克思”問題,其二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細究起來,這兩個問題又可以視為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現。這是因為:無論是肇始于1932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的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問題的探討,還是由1970年M·呂貝爾發表《反恩格斯提綱》所激化的“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以不同方式溯源到西方學界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闡釋模式的批評上來。

                  在此過程中,“新發現的文獻”中所包含的不同于第二國際、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闡釋的觀點和表述,便得到了西方學者額外的關注。同時,因為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的總結、傳播和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特殊重要的角色,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以及恩格斯的文本和思想,則首當其沖成為被質疑甚至是批評的對象。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895年之后,恩格斯晚年總結、宣傳、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關注,如《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等;而恩格斯早期思想和文本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青年馬克思”問題的討論所遮蔽。回顧20世紀的思想史歷程,有關青年恩格斯的研究出現了兩次熱潮。一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恩格斯早期思想和文本研究的初步展開,這與“青年馬克思”的發現有著共同的社會歷史和思想背景。在G·邁耶爾最先“發現”了“青年恩格斯”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1)第一次完整呈現了青年恩格斯的文本和思想。

                  二是上世紀70年代后,“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背景下的青年恩格斯與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比較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卡弗有關恩格斯生平、思想和“馬克思恩格斯關系”的研究,以及廣松涉對青年恩格斯在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主導作用的闡發。

                  1995年,在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前后,西方學界涌現了大量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進入新世紀以來,對青年恩格斯的研究與對青年馬克思的探討一道相對陷入沉寂。近年來,以《德意志意識形態》新版問世為標志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獻研究取得新的進展,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理論關系的研究不斷推進,有理由期待,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青年恩格斯研究將會不斷取得新的理論成果。

                  對青年恩格斯的考察與對青年馬克思的探討一樣,問題都在于如何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過程,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過程的探究又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本質的理解息息相關,因此,對青年恩格斯問題的考察注定與對青年馬克思問題的思考緊密聯系在一起。

                  這一聯系又表現為兩個層面:其一,聚焦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探索歷程,說明二者是如何通過不同的道路得出“一樣的結果”“同樣的看法”,以及在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清算青年黑格爾派思想的過程中,二人的分工和思想關系問題。其二,從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總結、闡釋和傳播出發,反觀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大眾化的意義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過程的歷史敘事方式,進而推進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本質和基本概念范疇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青年恩格斯研究可以為青年馬克思研究提供必要的補充和拓展。

                  20世紀20年代之后,有關青年黑格爾派的研究逐漸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對拉薩爾主義的批判的既往延續,M·赫斯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重新發現的;

                  二是新興起的新黑格爾主義和存在主義等哲學思潮,在“個性的存在、自我意識的形式”等問題上“發現青年黑格爾派是它們的遠親”[1]69;三是蘇聯(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批判宗教神學的理論需要,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與青年黑格爾派思想關系研究的開展。在此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青年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轉向,這些不同理論問題的交匯,成為我們梳理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的一個理論難題。青年恩格斯從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出發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歷史的梳理,將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演進,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

                  與上述問題直接相關,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出于理論總結和宣傳的需要,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過程,形成了“唯心主義———哲學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敘事模式。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同“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的思想史敘事相關聯。但是,回到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去,唯物主義轉變與費爾巴哈的影響之間卻無法實現有效的對接。如何深入理解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中的唯物主義轉變,便成為學界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

                  一方面,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集中論述了費爾巴哈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另一方面,恩格斯自己在青年時期對唯物主義問題也進行過系統的論述。以青年恩格斯為切入,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轉變的微觀細節和理論價值將得到更為清晰的闡明。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的前三次會面經歷頗具戲劇性,但也意味深長。1842年11月,《萊茵報》編輯部的會面正如科隆初冬的陰郁;1844年8月,雷讓斯咖啡館的約會恰似巴黎盛夏的驕陽;1845年4月,布魯塞爾明媚的春光里,兩位青年思想家下定決心大干一場,青史留名。

                  正是在布魯塞爾期間,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得到了唯物史觀這一“總的結果”。那么,青年恩格斯是如何從不同于青年馬克思的“另一條道路”實現這一偉大發現的?盡管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是從1844年初《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之后才開始的,但馬克思作為《萊茵報》和《德法年鑒》的編輯,他應當從1842年年底開始就了解并熟悉了恩格斯的著作。因此,從青年恩格斯的探索出發,有助于我們全面把握青年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心路歷程,有助于深入厘清新世界觀確立過程所涉及的那些難纏的理論問題,如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哲學變革之間的關系、新唯物主義對舊唯物主義和人本主義的超越等。

                  二、走向人本主義和哲學共產主義的青年恩格斯

                  談到馬克思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立場的轉變,我們往往是將1844年初出版的《德法年鑒》,特別是其中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作為標志。然而,在《德法年鑒》的行文中,馬克思的表述并非“共產主義”,而是“人的解放”。同樣,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共產主義”持有一種懷疑甚至是否定的觀點,而對“社會主義”則是一種肯定的態度。只是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才對共產主義進行了科學的論證。相較而言,青年恩格斯的轉變似乎要更加直接一些。1842年10月,當恩格斯在從柏林返回巴門的途中路經科隆,與作為《萊茵報》編輯的赫斯會面之后,他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了。只不過,按照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的界定,此時的恩格斯認為自己與赫斯包括馬克思一起,可以被稱為“哲學共產主義”。

                  而在1880年發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中,恩格斯又使用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說法。他認為,由于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這兩個偉大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2]797這樣,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術語的使用問題上,似乎存在前后的矛盾和沖突。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給出解答。其一,“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分別與19世紀40年代共產主義者同盟、19世紀70年代之后西歐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相關。其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時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理論含義。雖然“社會主義”這個術語在1803年首次出現于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但直到19世紀30年代之后才真正獲得了廣泛運用,帶有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當P·勒魯最先在法語中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時,就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或現代市民社會中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共產主義”是1830年法國革命后社會動蕩時期出現的另一個名詞,它的出現最初和19世紀30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社團有關,具有雙重含義:公社和流亡革命者團體。[3]13因此,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他們最初接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思潮或社會運動。

                  當時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對資產階級社會不合理現實的批判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對工業的社會歷史進步意義的肯定,引發了“三月革命前時期”德國激進思想界的關注。那么,青年黑格爾派是如何從宗教哲學批判轉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立場的呢?以青年恩格斯的探索歷程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構成這一走向的重要一環就是人本主義。正是人本主義,為青年黑格爾派從宗教哲學批判轉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搭建了一座理論的橋梁,而這一點,又同費爾巴哈的理論貢獻不可分割。

                  涉及青年黑格爾派及其與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關系,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思想史敘述模式:青年黑格爾運動肇始于宗教批判,從D·施特勞斯的《耶穌傳》開始,經過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及其將黑格爾闡釋為無神論者的努力,到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確立了從人本學出發的宗教異化批判。

                  受費爾巴哈的影響,A·盧格將宗教異化批判的邏輯運用于普魯士國家批判,形成了政治異化批判。同樣是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赫斯從人的交往本質出發,發展出具有經濟關系維度的交往異化。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M·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進行了批判,在反擊施蒂納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對青年黑格爾派進行了徹底地清算,創立了唯物史觀。結合相關研究的最新進展,我們或可以為這一思想史敘事做如下補充:

                  其一,圍繞施特勞斯的《耶穌傳》爭論,引發了黑格爾右派、中派、左派的論戰。這一論戰本身又同普魯士國家的政治爭論內在相關。也正是圍繞宗教和政治爭論,黑格爾右派、中派、左派的混戰在1838年之后,逐漸分化為老年黑格爾派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對立。后者主要以盧格創辦的《哈雷年鑒》和《德意志年鑒》為理論陣地。而在費爾巴哈的推動下,青年黑格爾派內部出現了以人本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發展。托耶斯將其命名為“新—青年黑格爾派”。

                  其二,與青年黑格爾派以及青年馬克思、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發展息息相關,存在兩個重要的學術團體,即“博士俱樂部”和柏林“自由人”。

                  從兩個團體的人員構成,特別是鮑威爾離開柏林又從波恩返回柏林的經歷來看,從“博士俱樂部”到“自由人”既有賡續又有變化。即便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自身也經歷了思想的變化過程。有趣的是,在圍繞《耶穌傳》的爭論中,盧格曾經將鮑威爾作為“老年黑格爾派”而加以批判,但馬克思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又將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奉為圭臬,后來,盧格、馬克思、恩格斯又對以鮑威爾為代表的“自由人”感到不滿。

                  其三,就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演進而言,費爾巴哈扮演著關鍵性的理論角色。而在所謂的“費爾巴哈派”中,赫斯又是最先關注并接受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人。前文已經提到,青年恩格斯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在直接的意義上就是受到赫斯的影響,因而他在1843年底的時候將赫斯、馬克思和自己指認為“哲學共產主義”。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是,1845年6月,當費爾巴哈回應施蒂納的質疑時,曾表示自己“不是唯物主義者,也不是唯心主義者”,“認為人的本質只存在于共同體中,所以他(費爾巴哈)是共同的人,即共產主義者”。[4]23

                  由此,我們可以簡單回顧青年恩格斯作為一名青年黑格爾派成員轉向人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歷程了。1820年,恩格斯出生在巴門一個具有濃厚虔誠主義宗教氛圍的富裕工廠主家庭。少年時期的恩格斯就表現出對宗教神學的反叛以及對勞苦大眾的關注。在不萊梅的商業學徒生活中,恩格斯受以白爾尼和海涅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文學運動影響,轉向民主主義立場。與之相應,恩格斯先是受到施萊爾馬赫的影響,試圖尋找“理性所顯示的神”,繼而研究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并且通過施特勞斯“走上了通向黑格爾主義的大道”,加入了“現代泛神論者”的行列。[5]228可以說,啟蒙運動基礎上的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構成了青年恩格斯“白爾尼+黑格爾”的理論底色。只不過,恩格斯對宗教神學的真正克服,得益于他在柏林服兵役期間對費爾巴哈《基督教本質》一書的閱讀。多年之后,恩格斯回憶起這段時光說:“這部書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6]228

                  在《謝林和啟示》中,青年恩格斯指出:“費爾巴哈對基督教的批判,是對黑格爾創立的關于宗教的思辨學說的必要補充。這種學說在施特勞斯那里達到了頂峰,教義通過本身的歷史客觀地在哲學思想中獲得解答。同時,費爾巴哈把宗教的定義歸結為主觀的人的關系,但是這不僅決沒有揚棄施特勞斯的結論,而是恰恰驗證了這些結論,他們兩人都得出同一結論:神學的秘密是人類學”[7]391。結合鮑威爾在匿名發表的《對無神論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爾的末日審判的號聲,最后通牒》中嘗試將黑格爾闡發為無神論者和反基督教者,我們可以看到:1842年初,青年恩格斯力圖在人本主義的基礎上,將施特勞斯、鮑威爾、費爾巴哈納入反基督教神學的“統一戰線”。考慮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力求建立一種“十足的基督教封建君主政體”,因此青年恩格斯的人本主義,必然與他對普魯士國家的批判、對“自由精神的原則”的論證結合在一起。

                  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1842年,青年黑格爾派成為公開的無神論者和共和主義者”,“還在1842年秋天,這一派的某些人就爭辯政治變革的不足之處,并表明自己的見解:以共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革命,是惟一符合他們抽象原則的人類狀態”。[8]490,491更進一步,青年恩格斯以預言的方式宣告哲學共產主義是“新黑格爾派哲學的必然產物”。結合上文所述,之所以會從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原則中得出共產主義的“必然結論”,一個關鍵的環節就是人本主義及其對基督教神學的批判。但不應忽視的是:青年恩格斯1843年秋做出上述判斷時,已經在曼徹斯特生活了將近一年時間,已經對英國的政治經濟有了較為深入的把握,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盡管根據赫斯的記載,當恩格斯1842年10月從他那里離開時,已經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共產主義者了”,但是我們更傾向于接受列寧的判斷,“恩格斯到英國后才成為社會主義者”。換言之,在恩格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立場的轉變過程中,除了宗教哲學的批判外,更重要的是他對工業社會現實的研究。與此同時,新的哲學變革也在孕育發生。

                  三、物質利益和原則之辨與唯物主義新視野的開辟

                  1842年11月,恩格斯離開巴門來到科隆,乘船沿萊茵河順流而下。再從奧斯坦德渡過多佛爾海峽,經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到達倫敦。在倫敦短暫停留后,他轉乘火車到達曼徹斯特。在此后的21個月里,他既是歐門—恩格斯公司的年輕襄理,也是一位積極活躍的革命者。在此期間,青年恩格斯的哲學世界觀發生了一次根本的變革。多年后,恩格斯回憶說:“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現代階級對立所由產生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歷史的基礎”,“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6]  202

                  這里涉及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恩格斯是如何發現經濟事實這一現代世界中的決定性歷史力量的,這一發現與其既有的人本主義立場之間有著怎樣的理論關系?與之相關,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確立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都批評了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那么青年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唯物主義”這個概念的?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答案的核心關鍵詞是利益和原則之辨,與之相關的則是恩格斯對工業以及英國社會階級的考察。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萊茵報》編輯部的第一次會面因為馬克思和柏林“自由人”之間的緊張關系而十分冷淡,但是因為馬克思在有關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問題上已經遭遇了“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所以這一苦惱的疑問很可能對恩格斯也有影響。青年恩格斯達到英國后,按照約定向《萊茵報》提供的通訊,主要的內容就是關于英國的社會政治等級及其物質利益以及他們對待革命的不同態度。

                  在1842年12月上旬發表的《國內危機》中,青年恩格斯批評英國人不了解利益為原則服務這個黑格爾式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在德國已經是不言而喻的,而對于一個頑固的不列顛人,卻無論如何也講不明白,那就是所謂的物質利益在歷史上從來不可能作為獨立的、主導的目的出現,而總是有意無意地為引導著歷史進步方向的原則服務。”[8]407-408但恩格斯也承認,“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國發生的一切事件一樣,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8]411-412。

                  單就上述表述來說,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在達到英國初期,仍然是在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框架中來討論物質利益問題的。但是對英國的政治等級及其經濟的基礎的分析,特別是對工業發展的現實影響的觀察,已經為他理解社會革命,也就是人本主義、共產主義原則的實現注入了新的內容。但是直到1843年下半年,人本主義的哲學理念仍舊或隱或現地制約了青年恩格斯的思考。這一點可以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兩篇文章《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中得到印證。

                  盡管《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后來被馬克思稱贊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但是該文對生產要素的分析、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關注以及對費爾巴哈的引用,都表明青年恩格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仍然拖著一條人本主義的尾巴。人本主義色彩在青年恩格斯對卡萊爾的評論中,特別是在對卡萊爾的泛神論的批判中也得到了集中體現。“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啟示。”[8]520

                  既然在物質利益和歷史原則的關系問題上,仍然或多或少呈現出青年黑格爾派的人本主義色彩,那么結合恩格斯晚年,特別是《費爾巴哈論》中對這段歷史的回顧,我們勢必需要對青年馬克思、青年恩格斯思想發展中的唯物主義問題進行一個簡要的回顧。實際上,回到1841年至1844年間費爾巴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去,我們的確可以找到很多對于論證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轉變來說不怎么有利的證據。

                  以費爾巴哈為例,在《基督教的本質》中,他對自身立場的強調用的是“人類學”“人本主義”。即便是在《關于哲學改革的臨時綱要》《未來哲學原理》等文獻中,費爾巴哈更多是在對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某些原則不滿的意義上批判地或否定地使用“唯物主義”這個范疇。直到1845年6月,費爾巴哈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同時,還堅持自己不是唯物主義者。

                  對于青年馬克思來說,在1843年10月動身前往巴黎之前,所采用的表述如“下流的唯物主義”“粗陋的唯物主義”“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意在批判私有財產基礎上的利己主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還曾提到,“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既不同于唯心主義,也不同于唯物主義,同時又是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的真理”[8]324。對于青年恩格斯來說,情況與青年馬克思有所類似。但我們可以看到:或許是與恩格斯對英法社會主義的關注有關,他較馬克思更早對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例如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中,恩格斯就提到18世紀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對立的狀態中”,“抽象的唯物主義與抽象的唯靈論相對立”,“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8]443在1844年初寫作的《18世紀英國狀況》一文中,恩格斯對18世紀唯物主義進行了系統論述。在他的筆下,“18世紀科學的最高峰是唯物主義,它是第一個自然哲學體系”,“反對基督教的抽象主體性的斗爭促使18世紀的哲學走向相對立的片面性”,其表現就包括“唯物主義同唯靈論的對立”。[8]527-528

                  簡言之,我們在《神圣家族》之前的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很難找到他們自認為是“唯物主義者”的直接證據。那么,恩格斯晚年為什么會刻意強調《基督教的本質》“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呢?或者說,恩格斯為什么會特別關注費爾巴哈的作用以及自己和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

                  首先,就青年馬克思、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發展來說,費爾巴哈對基督教的批判,對人本主義、自然主義的闡發,確實扮演著重要的理論角色。正如恩格斯明確指出的那樣,在青年黑格爾派解體的過程中,“對現存宗教進行斗爭的實踐需要,把大批最堅決的青年黑格爾分子推回到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6]228。換言之,在馬克思與恩格斯走出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擁抱英法唯物主義的過程中,費爾巴哈確實起到了領路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詳細確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批判又構成了一個關鍵性的理論環節,這一點在馬克思“包含著天才世界觀萌芽”的十一條提綱中得到了直接的體現。簡單說來,在走向唯物史觀的過程中,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確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中間環節,這一轉變又同馬克思、恩格斯對唯物主義的發現內在契合。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與英法唯物主義是同路人。

                  其次,盡管在我們所討論的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轉變期間,費爾巴哈并不承認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但是費爾巴哈不僅影響了青年馬克思、青年恩格斯,也實際上推動了19世紀50年代之后唯物主義思潮在德國的傳播,只不過,這里說的“唯物主義”指的是以畢希納、摩萊肖特等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或庸俗唯物主義。雖然在嚴格的意義上,費爾巴哈持有的是從感性出發的人本主義、自然主義,但是在1848年之后,他認可并接受了摩萊肖特的生理學唯物主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論》以及恩格斯有關自己和馬克思早期唯物主義轉變的思想史敘事不僅是對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追溯,更是對19世紀下半葉庸俗唯物主義的批判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的概括和澄清。換句話說,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轉變的討論,可以被看做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大眾化的一項重要理論產物。在青年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轉變過程中,并沒有簡單接受費爾巴哈或是照搬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事實是:在尋求社會革命的現實道路的過程中,青年恩格斯推動塑造了一種新的唯物主義理解模式,這種理解源起于宗教神學批判和利益與原則關系的思考,并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最終的旨歸。

                  四、工業、階級與范疇批判:另一條道路走向唯物史觀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恩格斯研究中,存在一個有趣的傾向:在走向唯物史觀的理論道路上,青年恩格斯曾經影響了青年馬克思,或者說前者一度在理論水平上領先于后者。在我們看來,這些觀點的出現一方面得益于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的推進,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論探索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也同“馬克思恩格斯問題”的爭論,特別是對“馬克思反對恩格斯”觀點的批判性回應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9]592-593

                  從這一表述可知:馬克思更加看重的是青年恩格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實證考察,并且認為恩格斯在這一研究中得出了同自己一樣的結果,即唯物史觀。具體到以《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為代表的青年恩格斯有關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經驗和實證研究,在唯物史觀確立的意義上,值得我們關注的要點是:對工業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說明、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地位的說明、從經濟關系出發對哲學范疇的批判。

                  雖然早在恩格斯剛剛到達英國之初,他就在寄給《萊茵報》《瑞士共和主義者》的通訊中介紹了英國工業的發展,但是這一介紹主要是圍繞英國的社會運動,特別是1842年大罷工(“Plug Plot”riots)后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的。1844年之后,青年恩格斯才開始系統論述英國工業革命及其影響。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指出: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英國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因此是比任何其他一種革命都更廣泛,更有深遠影響”[8]526。具體說來,“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它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利益霸占了新創造出來的各種工業力量并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這些按照法理應當屬于全人類的力量變成了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財產、物升格為世界的統治者”[8]544。由此可見,對工業革命的認知,恩格斯不僅確認了“利益發展成為原則”的觀念,而且開始在經濟事實的基礎上理解社會的階級結構。

                  比較一下《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兩篇文獻中對工業的敘述方式,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差別。《德法年鑒》上的文章中,恩格斯受約翰·瓦茨的影響,在國民經濟學以私有財產為前提這一判斷的基礎上,利用麥克庫洛赫的相關說明概述了國民經濟學的范疇構架,只是在競爭的結果,特別是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斗爭的優越條件的意義上,恩格斯才論述了機器的作用并提到新的研究主題———工廠制度。而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首先以經驗和實證的方式描述了工業革命的發展,進而說明了它對英國社會結構的影響,論證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甚至有觀點認為,恩格斯的這一著作是最早對工業革命進行系統描述的研究成果之一。與對工業革命以及機器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作用理解的推進相關聯,青年恩格斯對英國社會主義實踐中不同派別的態度也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這就是從接近歐文主義轉變為關注憲章運動。其中蘊含的是人本主義立場的消解以及階級分析的深化,或者說無產階級的發現。

                  正如G·克萊斯指出的那樣,在剛剛轉向共產主義的青年恩格斯到達英國之初,很快就接受了歐文式社會主義者的非暴力革命和建立共產主義公社的策略。兩年多后,隨著這種策略在現實中的失敗、左翼憲章運動的影響、恩格斯與馬克思的交流合作特別是唯物史觀確立的過程中,恩格斯遠離了歐文主義。到1846年的時候,恩格斯已經形成了將無產階級作為推翻舊社會的歷史主體的觀念。1在我們看來,正是因為恩格斯對工業革命的社會歷史作用的深入理解,對于機器和工廠制度發展的經濟事實所造成的英國社會階級對立和斗爭現狀的直接把握,才使得他放棄了那種歐文式的空想社會主義,不再主張非暴力、社會主義公社和宣傳的革命策略。相應地,也正是在同憲章主義者的直接交流中,恩格斯加深了經濟事實作為基礎決定現代階級對立的觀念。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青年恩格斯開始將無產階級作為人類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并結合工業革命的描述進行了科學的分析。

                  既然社會革命的主體不再是抽象的人類,而是歷史中形成的、由工業革命這一經濟事實所決定的無產階級,那么,青年恩格斯最初轉向哲學共產主義時的人本主義立場也就逐漸消解了。如果說工業革命和現代階級對立的分析構成了青年恩格斯克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走向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理論環節,那么,在這個環節中還隱含著另外一層哲學意蘊———對經濟學、哲學范疇背后的社會關系的揭示。結合馬克思在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過程中對《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摘錄,他之所以將其稱為“批判經濟學的天才大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恩格斯對經濟學概念范疇背后的社會關系的揭示。“因商業而形成的第一個范疇:價值。抽象的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是否應該生產,即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價值這個概念實際上只用于解決生產的問題。”[10]31844年11月,當恩格斯已經著手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致信馬克思談到施蒂納的《唯一者》時,他多次提到了范疇和概念的抽象問題。“費爾巴哈的‘人’是從上帝引申出來的,費爾巴哈是從上帝進到‘人’的,這樣,他的‘人’無疑還帶著抽象概念的神學光環”[5]329。赫斯還有一些唯心主義的荒唐思想,因為“他談到理論問題時,總是把一切歸結為范疇,所以他也就因過于抽象而無法通俗地寫作”[5]330。“施蒂納的這本書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頭腦中是多么根深蒂固”[5]331,因此,“我們就必須從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我們必須從個別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從本身中或者像黑格爾那樣從虛無中去引申”[5]330。

                  綜上所述,對于工業革命的這一經濟事實的基礎性作用的確認,對于社會階級對立以及作為社會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的發現,對于抽象經濟學哲學概念范疇脫離現實社會關系的批判,構成了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另一條道路”。盡管與青年馬克思的理論探索相對照,這條道路更加關注經驗的、實證的研究,但是一方面這并不意味著恩格斯缺乏深刻的理論思考,另一方面,通過對現代工業和無產階級的經驗的、實證的考察,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實的發現,同時也包含著發現者對自身理論方法和思維前提的深刻反思和自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對于青年恩格斯來說,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唯物主義走向歷史唯物主義,本身是一個內在貫通但又多次深化的過程。恩格斯對于唯物主義轉變的重視,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時代化、大眾化探索的重要理論產物,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原文刊載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5期

                  作者簡介

                  周嘉昕,男,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文本研究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目前關注的是現代世界的興起及其思想史再現、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若干爭論背景下的經典文獻研究。

                  注釋:

                  1參見Claeys G.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Young Engels,1842-1845:Owenism,Chartism,and the question of violent revolut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Utopian’to‘Scientific’socialism.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985,6 (3):45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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