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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石:這是一條不歸路?——《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詳考》連載

                雙石 · 2020-09-24 · 來源:雙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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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5月初,一支舉著鐮刀鐵錘軍旗的隊伍渡過金沙江,從滇北進入川南。與此同時,另一支舉著同樣軍旗的隊伍也從嘉陵江流域沖向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峽谷。前者是來自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正式的稱謂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他們于年前在湘江遭受重挫后又縱橫川滇黔,當時已跨過金沙江,行程逾萬里;后者是來自川陜蘇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他們也于一個月前西渡嘉陵江,開始了戰略轉移。

                憶秦娥·涐江吟[1] 

                  山川裂,

                  雷奔石走風嗚咽。

                  風嗚咽,

                  英雄末路,

                  翼王覆滅。

                  荊關索道嗟鎖鑰,

                  神驚鬼駭天易色。

                  天易色,

                  孤舟勇渡,

                  鐵索飛越。

                  ——筆者詠史詞 


                引子 敢問路在何方?

                  1935年5月初,一支舉著鐮刀鐵錘軍旗的隊伍渡過金沙江,從滇北進入川南。

                  與此同時,另一支舉著同樣軍旗的隊伍也從嘉陵江流域沖向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峽谷。

                  這是兩支都稱作“中國工農紅軍”的隊伍。前者是來自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正式的稱謂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他們于年前在湘江遭受重挫后又縱橫川滇黔,當時已跨過金沙江,行程逾萬里;后者是來自川陜蘇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他們也于一個月前西渡嘉陵江,開始了戰略轉移。

                  這兩支紅軍主力從幾個月前的遙相呼應,正在走向彼此靠攏。

                  這個“彼此靠攏”之勢,實際上源于4個多月前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作出的第一個決議,就是“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2]為此,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紅軍從黔北地區出發,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穿越川西平原,以實現這個戰略目的。同時也指示正組織實施廣昭戰役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宜迅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于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至兵力部署及攻擊目標,宜以一部向營山之線為輔助方向,而以蒼溪、閬中南部之線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從敵之堡壘間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敵后,在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敵人,于運動戰中包圍消滅。若你們依戰況發展能進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帶,則與我軍之配合最為有利”[3]。

                  然而,這個計劃在真正付諸實施時,卻經歷了諸多曲折。

                  這些曲折首先是從中央紅軍方面開始的: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開始按預定計劃從黔北地區向長江前進,但在途中遭到川軍劉湘部主力的攔阻。1935年1月底,中央紅軍主力在川黔邊境的土城地區作失利,被迫改變行動計劃,一渡赤水進至川滇黔邊的扎西地區。爾后,又改取在川滇黔地區機動作戰,“建立川滇黔新蘇區”的方針。幾個月里,在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中,經過四渡赤水南渡烏江才得以擺脫被動態勢,于5月初進抵金沙江畔……

                  而在同一時期,紅四方面軍主力的行動卻相對順利。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前,已有了向川陜甘邊發展的計劃。在得到中共中央關于配合中央紅軍北渡長江的指示后,他們又策劃并發起了陜南戰役,在殲敵一部后回師川北。2月16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又收到中共中央來電:“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長江計劃不能實現”,“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以與二、六軍團及四方面軍呼應作戰”[4]。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遂決定:繼續貫徹向川陜甘發展的方針,同時配合中央紅軍在川南黔北的活動,在蒼溪、閬中之間強渡嘉陵江。3月初至3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掃清了蒼溪、儀隴之敵,奪取了北起廣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東岸廣大地域,為方面軍主力渡江創造了有利條件。

                  3月28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強渡嘉陵江成功,遂以破竹之勢向西岸發展。迄至4月5日,先后殲敵7個團,占領閬中、劍閣、南部、昭化等4座縣城和戰略要地劍門關,控制了近200公里的沿江地區,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并開始按預計劃向川陜甘發展。

                  但是,紅四方面軍在取得嘉陵江戰役勝利后按預定計劃向川陜甘邊地區發展的過程中,卻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先期進入甘南的強敵胡宗南部中央軍攔阻了紅四方面軍向川甘發展的勢頭;張國燾未請示中央,亦未同方面軍其他領導人商量,即秘而不宣地率留守川陜蘇區的部隊和后方人員撤出了通南巴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實行了“大搬家”,而川軍劉湘部主力則乘虛而入,且步步進逼,控制了嘉陵江以東廣大地區。于是,紅四方面軍也在嘉陵江、岷江兩江之間陷入了進退兩難,有可能遭到強大敵軍合擊的嚴峻局面……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不得不作出選擇:繼續西進,改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發展……

                  就這樣,在被動不利的處境中,兩大紅軍主力在蜿蜒曲折的運動軌跡,也越來越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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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紅一、四方面軍開始長征后的轉戰路線在蜿延曲折中彼此靠攏

                  這也就是說,遵義會議上預定的兩軍靠攏的目標,實際上還是日趨接近了。但接近的軌跡,卻是曲線而非直線——戰爭活動中,兩點間的最短的矩離,往往不是直線而是曲線。然而,這兩大主力紅軍的運動軌跡雖然開始靠攏了,但要真正靠在一起,還有著諸多障礙——很有可能,還不得不再走曲線。

                  這些障礙和麻煩說起來有很多,不談他們身前身后的蔣介石及其麾下諸侯的各部大軍,僅說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障礙,就很嚴峻,也很麻煩。自然障礙:遙遙在望的兩大紅軍主力之間,橫亙著江河大川,也橫亙著雪山峻嶺。人文環境:從未遇到的少數民族聚居而且民族隔閡很深的“化外之地”。

                  這當間,最嚴峻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七十二年前一片歷史陰云籠罩著的大渡河。

                  ——這里,曾是一支北望之師的禁行之地。

                  距此七十二年前的1863年,一支已遠征數萬里的北望之師,就是在這里,走向覆滅。

                  石達開,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著在集結于金沙江畔準備北進的3萬名紅軍戰士頭上。

                  ——蔣公說了:“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

                  “敢問路在何方?”——這是縈繞在從朱、毛到每一個紅軍戰士心中的一個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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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抵金沙江畔的中央紅軍

                  注釋

                  [1]涐江:大渡河別名。

                  [2]《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229~第2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為紅軍主力入川致四方面軍電(1935年1月22日)》,《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中)第356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為中央紅軍改變渡長江計劃、爭取創造川滇黔邊根據地致紅四方面軍、中央軍區及紅二、六軍團電(1935年2月16日1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第一章 這是一條不歸路?

                一、歷史的陰影——翼王覆滅的悲劇

                  當年的石達開踏上這條不歸路,乃夙愿也,亦無奈也。

                  石達開圖川之志久矣。早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由桂入湘之際,石達開在對天王和東王的奏折中,就有圖川之議,然因當時天國領導層對進取江南的戰略目標非常投入,該議遂被擱置而未予重視。天京事變后,石達開率所部在皖贛浙閩湘廣諸省轉戰兩年有余,征程數萬里,大小數百戰,屢戰屢敗,屢敗屢走,人困糧乏,顛沛流離,終無立錐之地,經營之所。

                  達開遂重萌圖川之念。

                  石達開此時圖川之戰略設想,與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紅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隊伍,非常相似。

                  ——進入四川,襲取成都,建立根據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轍,結束“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的生存狀態。

                  為達此目的,1862年1月下旬,石達開率部由湘西北的龍川進至鄂西南的咸豐、爾后又經利川轉向西進,沿長江輾轉征戰,力圖尋找清軍設防空隙渡過長江,直趨成都。然因清軍統帥、四川總督駱秉章對石部意圖洞若觀火,處處重兵設防,石部沿長江在川滇黔轉戰了近一年,屢經挫折,終未遂所愿,實現“擊破清妖防堵,渡長江以圖川”之戰略目的。

                  1862年9月底,石達開在川黔邊境的東溪鎮(今重慶市綦江區)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三路奇襲成都”的長期軍事計劃,即:分兵三路,由賴裕新、李福猷各領一路,分兩路從貴州繞道云南,以賴部為先鋒,設法搶渡金沙江;石達開自領主力為一路,仍從敘府以南地區進軍,約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今四川省沐川縣)會合,合力共取成都。

                  1862年12月31日,石部先鋒中旗賴裕新率眾萬余,從云南昭通米糧壩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寧遠府境(今涼山彝族自治州)。1月31日,進抵會理、德昌,3月15日進攻寧遠以吸取清軍主力,策應主力渡江。而后欲經越嶲彝族區趨大樹堡渡口,搶渡大渡河,但途中于21日在冕山先遭重挫,24日后又在中所與越嶲之間的深溝[1]被彝族土司嶺承恩所部伏擊,激戰中,賴裕新犧牲。余部由旗帥鄭永和率領,于3月31日在大樹堡擊破地方團練抵抗,并以布匹連接船只充作浮橋,順利渡過大渡河。4月5日繞過清溪(當時的漢源縣城),翻越大相嶺,進占滎經。9日,進占天全。15日,進入邛州高家場,再度被窮追不舍的清軍猛擊,又撤向大邑、崇慶、溫江。爾后,又在步步緊逼的清軍追擊之下,被迫改變原定經峨眉、樂山,策應主力進取成都的計劃,改經什邡、德陽、羅江、綿陽、平武北上以求生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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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1:石達開部先鋒順利渡河的大樹堡渡口(占半幅)]

                  這支屢遭重挫的先鋒部隊雖然順利渡過了大渡河,但卻在清軍緊追之下被迫北走,所以并未起到牽制清軍策應石部主力的作用,反而使清軍了解到了石部主力的行軍計劃,從而加強了這個地方的戒備和防務。

                  1863年4月15日,石達開率眾四萬余人,從賴裕新渡過金沙江的同一地點進入四川。沿途擊潰地方團練和少數清軍的阻擋,攻占重鎮河西,駐節樟木箐。而這個時候,先鋒賴裕新殘部已被清軍驅至川甘邊,清軍主力也得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石達開部主力。

                  石達開駐扎樟木箐時,曾向當地人士征詢進軍路線。士人賴由誠獻策:欲取成都,必越大渡河。而趨大渡河邊之路線有二。一為大道,經越嶲、海棠,直到大渡河邊的大樹堡——此為賴裕新進軍路線;二是小徑,經冕寧、大橋、拖烏、鐵宰宰,直到大渡河邊的紫打地。大路略遠但平坦,小路略近卻險窄。

                  石達開思忖,賴裕新所率領的中旗隊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軍與彝兵必然有所防備,小路雖然險窄,然設防必定薄弱。

                  遂決定,行小路出奇兵以趨紫打地,沖過大渡河。[3]

                  這條路,大致也就是七十二年后中央紅軍選擇的進軍路線。

                  清軍統帥、四川總督駱秉章自稱,達開此舉,早在其預料之中。

                  駱帥在對朝廷的請功奏折中稱:

                  ……此次中旗敗匪,足不停趾,晝夜狂奔,預料石逆在后,必謂我軍皆已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顧,乘勢急進,使我驟不及防。臣揣度既審,自當以嚴扼險隘,毋使闌入。……臣急調總兵蕭慶高、何勝必湘軍中左中右兩軍兼程馳赴雅郡滎經以為后勁,以防奔逸;并札飭邛部土司嶺承恩帶領夷兵,將越嶲大路各隘口扎斷,迫賊使入夷地小徑,即從后包抄,以絕回竄,并售賞嶺承思、王應元土夷各兵銀物,以昭激勸而資得力。面面張羅,層層設守,乃三月二十五日(注:公歷5月12日),唐友耕、蔡步鐘等馳至河邊,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擁眾三四萬人,繞越冕寧,知越嶲大路有漢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于三月二十七日(注:公歷5月14日)通奔土千戶王應元所轄之紫大地。[4]

                  雖不無為邀功而自我打粉之嫌,但其所述,應該說大致還是屬實。

                  駱秉章確實作出了對付石達開趨安順場而渡大渡河之部署:重慶鎮總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個渡口設防,雅州府知府蔡步鐘募鄉勇駐于宰羊溪至安靖壩等處,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駐化林坪至瓦斯溝一線,以為聲援,副將謝國泰布防猛虎崗,以防石達開沿河而趨打箭爐(今四川省康定市)。同時,“解銀千兩分賞松林地土千戶及邛部土司嶺承恩等”,并允諾:擊敗太平軍后,“所有資財悉聽收取”。[5]

                  這一通打點,后來是產生了相當的效果。

                  不過,在開頭那段日子里,駱帥對黑彝土司們的這通打點的效果,還不大能看得出來:太平軍“聲勢浩大”且軍威赫赫,而且還基本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黑彝們也基本上保持了與“天兵”相安無事的共處狀態——石達開進軍之前,遣人沿途張貼文告:“滿清異族,荼毒中華已極。天王拔舉義師,大張撻伐。天兵紀律之師,望所到之處,約束所屬百姓,切勿聽信謠言,滋生事端”[6]。并以重金送達各路土司頭人。而沿途土司頭人一則懾于翼王大軍聲威,二則顧慮自身根本利益,多數聽從了石達開的勸諭,與太平軍相安無事。少數垂涎于太平軍輜重物資而見利起意者,亦為身經百戰之優勢太平軍所擊破。

                  太平軍進入和通過冕寧彝族聚居區,那還是相當順利的。

                  1863年5月14日,太平軍先鋒占領紫打地。

                  大渡河,橫亙于前。

                  大渡河,古名涐江,亦稱銅河,發源于青海高原,匯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東南,至嘉州而匯岷江。兩岸雪山綿亙,峰巒重疊,每至化雪季節,千里激流,傾瀉而下,洶涌澎湃,石走雷奔。既因水勢兇險,難以架橋,復以水寒徹骨,不可泅渡。兩岸之間的交通只靠少數渡口與鐵索橋維持,自古稱為天塹。

                  紫打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順場,是大渡河邊的當時一個只有幾百人口的小鎮。此地原是清朝越嶲廳西北境的一個市場,歸松林地土司王應元管轄。紫打地形勢險要,前亙大渡河,左瀕松林河,右臨老鴉漩(南椏河與大渡河匯合處的回流漩渦,今四川省石棉縣城附近),東南方向峰巒重疊,山勢險峻,兵力難以展開和回旋,乃易受包圍伏擊而難行反擊之所在。

                  山川險隘,河流壅塞,進退艱難,輾轉失據。

                  兵家視為畏途,死地也。

                  置之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然而,百戰名將石達開令人不可思議地盤桓三日而無“疾戰”,坐失了擺脫被動的一線機會。

                  太平軍抵達紫打地之時,駱秉章原部署于彼岸攔截之唐友耕軍尚未到達(按駱之奏折,唐部已于5月12日先期到達。但筆者根據行程折算,主力尚在邛州的唐部趕到安順場的時間不可能有那么快——估計最快能趕到安順場的清軍應該是上游駐化林坪的胡中和部,駐下游的蔡步鐘部),是位于松林河索橋阻截太平軍的王應元部之彝兵亦不過兩百余人。

                  其實這也很好理解,防堵一方雖有兵力優勢,表面上看態勢主動,但大渡河中下游數百公里長,西起瀘定以南,東止峨邊以北,自上至下,有咱威、海耳挖、安順場、安靖壩、農場、八排、大沖、大樹堡、萬江場、臨河壩、水打壩、挫賈村、楊村壩、瓦空坪等14處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峻崖峭巖。對手究竟從何下手,在通常情況下,防堵一方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而處處設防,必然兵力分散,變作處處不防也未可知。更何況,當時的唐友耕部因追擊石部先鋒賴裕新部后尚在邛州一帶休整,而駱秉章雖對石部主力計劃有所預計,但卻不曾料到石部行動會有如此神速——他也是在石部主力到達紫打地后才得到報告的。而唐友耕部主力得到駱秉章傳檄后再星夜兼程從幾百里外的邛州趕到大渡河畔,最低限度也得有一周之遲滯。

                  于是,算計很周到的駱秉章與算計不很周到的石達開之間,至少有了三天的時間差。[7]

                  這相當于給了石達開一個機會。

                  彼時彼刻,石達開至少有兩種選擇。

                  一是迅速征船造筏,搶過大渡河。

                  此時彼岸尚無清軍主力,三天時間,石部主力渡過萬余兵馬當無問題,而三日后趕到的胡中和軍、蔡步鐘軍,也不過八千余人,陸戰接仗,未必是能征慣戰的太平軍之對手。

                  二是迅速搶過松林河,溯大渡河而上,直撲瀘定。或奪瀘定索橋經天(全)蘆(山)雅(安)而趨成都,或走康定以在廣闊空間尋求新的機動。彼時松林河乃一寬不過二三十米的小河,雖然河上索橋已被拆除,但仍可徒涉。彼岸守軍不過是王應元部兩百余名彝兵,以石部戰力傾力一擊,喻以“以石擊卵”,當屬正常。

                  然而,恰恰在這當口,老天爺幫了石達開一個大倒忙。

                  石部到達紫打地的第二天,大渡河河水陡漲數丈。

                  石達開向居民詢及水情,當地人稱,時非雨季,河水數日后將退去。

                  石達開放下心來,即令將士休整籌糧,以待河水退去后渡河北上。

                  三日后水勢稍緩。

                  然而,此時此刻,大河彼岸,清軍疾馳而至;松林斷橋,“漢彝兵勇云集”。

                  “達開欲退出險,遣人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上有夷兵把守,難以退出。欲覓兩旁小徑,又皆千仞絕壁,無從攀登。”[8]

                  石達開,兵困紫打地。

                  壯士猶作困獸斗!

                  5月17日,太平軍千余人沿大渡河發起搶渡,未果。

                  5月21日,太平軍五千精銳“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發赤足,腰懸利刃”,分乘數十艘木船竹筏,輪番發起搶渡,數萬名太平軍將士在岸邊搖旗吶喊,擂鼓助陣,“聲震山谷,驚天動地”[9]。

                  清軍炮火猛烈,彈如雨發,且水勢迅猛,浪遏飛舟,太平軍木船竹筏或觸礁沉沒,或中彈起火。

                  五千精銳,無一生還。

                  搶渡亦未果。

                  石達開無奈,轉而搶渡松林河,以圖轉道北上瀘定,西走康定。

                  5月22日,太平軍將士口銜利刃,手執竹竿,沿松林河岸數處徒涉搶渡。

                  松林河雖為小河,然水急如箭,水寒刺骨,河中亂石累積,漩渦叢生,太平軍將士拼力涉達彼岸,已精疲力竭,手僵足硬。而王應元部兵卒長槍結陣,以逸待勞,將太平軍將士紛紛刺倒于河中。[10]

                  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松林河搶渡又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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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2:要了石達開命的松林河(占半幅)]

                  屋漏偏遭連夜雨。

                  正當石達開殫精竭慮搶渡大渡河、松林河之際,土司嶺承恩又趁火打劫,與清軍都司吉慶部聯手,不斷偷襲太平軍馬鞍山大營,劫掠糧草輜重。而清軍唐友耕部主力也陸續趕到大渡河,從而使太平軍再度搶渡成功的概率,基本上變成了“零”。

                  5月29日,清軍及夷兵“從上壓下,達開猝不及防,傷亡數百人,馬鞍山失守,糧道遂絕”[11]。

                  “達開乃縛書于箭射投王應元,許贈良馬二匹,白銀千兩,請其讓路,王應元不應。又以金請嶺承恩緩攻,而承恩攻益急”。不日,太平軍糧草盡失,只得以草根樹皮和宰殺戰馬充饑,以致連鞍轡也煮食一空。[12]

                  石達開“憤極而思怒斗”[13],又屢次大舉搶渡,然已屬強弩之末,雖傾全力而終難遂愿。

                  6月9日,石達開率余眾六千余人突圍東走,于6月10日到達利濟堡,卻為陡漲的南椏河所阻。

                  前無去路,后有追兵,兵臨絕境,起死無望。

                  太平軍將士人人悲憤填膺,熱淚長流。

                  想當初,蹈海翻江等閑走;看如今,小河溝里翻大船。

                  傷患們相擁痛泣,聯袂投河。

                  翼王王娘王妃五人亦攜二幼子投河殉節。[14]

                  6月13日,石達開為保全余眾,自入清營“獻死”,欲行詐降之計,以圖東山再起。

                  可惜翼王之想,再次就了駱帥之謀。

                  詐降之計,與“誘降”之策,相互吻合,彼此接軌。

                  一場悲劇,拉上了帷幕。

                  1863年6月19日,清軍“火箭為號,會合夷兵,將偽官二百余名,悍眾二千余名,同時圍殺。”[15]

                  1863年6月26日,石達開被駱秉章以“凌遲極刑處死”。

                  史載:達開“自就綁至刑場,均神氣湛然,無一毫畏縮態”,“其梟杰之氣,見諸眉宇”,“至死亦均默然無聲”。

                  翼王時年三十三歲。

                  時人嘆曰:“真奇男子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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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3:矗立在今石棉縣南椏河口的石達開塑像(占半幅)]

                  七十二年后,一支高舉鐮刀鐵錘紅色軍旗的隊伍,踏上了這條“翼王故徑”。

                  他們踏上的,又是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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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4:1863年大渡河之役要圖(1863年3月底~5月底)(占1幅)]

                二、現實的霧霾——蔣介石的決心和意志

                  1935年5月上旬,渡過了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實際上面臨著與石達開同樣的選擇。

                  ——到哪里去?怎么去?

                  他們頭上不光是罩著歷史的陰影,還有現實的霧霾。

                  到哪里去的問題,實際上早在渡過這條大江之前就已經決定,而且是別無選擇。

                  ——渡江之前的1935年4月29日,中革軍委就發出過指示:

                  甲、由于兩月來的機動,我野戰軍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條件,一般追敵已在我側后,但敵已集中七十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在現在地區我已不便進行較大的作戰機動,另方面金沙江兩岸空虛,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決定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17]

                  這里所言的“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指的就是遵義會議的第一個決議:這個決議在幾個月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計劃受挫之后曾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被迫予以放棄,而改取“在川滇黔邊機動作戰”的方針。此后,在毛澤東等殫精竭慮地運籌指揮下,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戰略大機動,終于暫時擺脫了敵軍圍追,形成了一種相對有利的戰略態勢,“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這個方針又有了再度實現的可能。

                  對于這樣一種有利的態勢,就連對毛澤東成見很深的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專家李德,都坦率予以了承認:“我們采取了巧妙的軍事策略,終于成功地渡過了構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達了北岸……渡過金沙江以后,在戰略上形成一種新的比較有利的局勢”。[18]

                  的確也是如此——雖然當時在這支隊伍中,還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相對來說認識比較清楚的,還是當年毛澤東那位老對手——手握雄兵數百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應該說,蔣介石對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進入川南,在戰略態勢上并非沒有預見——中央紅軍自土城失利后轉戰川滇黔的這幾個月里,他就曾多次對金沙江方向拉響過警報,也曾組織策劃過多次“聚殲共匪”的圍追堵截行動。如,聚殲“共匪”于赤水河流域,聚殲“共匪”于烏江流域,聚殲“共匪”于北盤江流域,聚殲“共匪”于滇東地區……

                  然而這一系列的圍追堵截行動所得到的效果卻是:“聚殲”良機每每伸手可及,又每每轉瞬即失!蔣公及其麾下諸侯幾乎所有的判斷和部署,大都在大功即將告成之際,被對手一番出乎意料的動作,頃刻瓦解。“捷報”時時傳,“朱毛”天天“竄”,“竄”來“竄”去,竟然“竄過”了金沙江……

                  當然,要說這位“蔣委員長”在被“朱毛”屢屢愚弄之后還對“剿共”的意圖抱有的堅定意志和信心,這也的確也讓人欽佩。比如4月間“朱毛”兵臨貴陽虛晃一槍,卻沖過龍筑公路搖頭擺尾奔西而去之際,被愚弄了的委員長就仍然能一團高興地擺酒設宴(注意,這是“破例”——蔣公推崇“新生活運動”,設宴從不擺酒),款待前來解“圍”的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的旅以上官長,而且在席間仍然對部屬表現出一派躊躇滿志和信心滿滿:“這次的追剿,與國軍在江西圍剿時,情形大不相同。我們一定能夠解決他們,你們必須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斷共軍的動向,第一,竄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竄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煙稀少,石達開就沒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盤踞盤江八屬(注:貴州與云南交界的安順、盤江等八縣),照目前情況看,也不可能。總之,共軍已陷入我天羅地網之中,我們就是要窮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機會”[19]。

                  可沒過多少天,“朱毛”卻西渡北盤江,家伙沖進了滇東。

                  蔣介石不是糊涂人兒,當下就明白“朱毛”這是想干什么了——這不就是幾天前他預測的那個“值得研究”么?于是,他又再度向金沙江拉響警報,并驅動各路人馬緊趕慢趕,又盤算著要“聚殲朱毛股匪于金沙江畔”了。然而滇軍主力早在此前就被“朱毛”調出了滇境,這會兒已然掉在了“朱毛”之后,滇境內已無能阻攔“朱毛”去路的人馬。而“朱毛”又在昆明故伎重施虛晃一槍,轉身就直奔金沙江畔的渡口,大搖大擺從容渡江,把蔣公及其麾下諸侯一干“追剿”大軍扔下了至少一個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蔣公命令趕赴金沙江下游宜賓附近的川軍楊森部主力布防甫定,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兒,一番折騰卻在頃刻之間又化作了無用功。

                  蔣公心里明白:自己又一次被“朱毛”涮了!屢屢在自己窮追之下差不多就要窮途末路的“朱毛”,又一次從自己數十萬大軍的包圍中安然脫身了!他們又一次擺脫了世人看來幾無生機的生存危機,從自己手中硬摳出來了一個“時間差”——他們不僅得到了一個舔傷裹創喘息打盹的機會,而且又一次獲得了走向新生的極好機遇!他們和他們的另一群伙伴,從遙遙相望中,越來越走向“靠攏”!而自己一時半會兒真還就抽不出多少兵馬直接去攪和……

                  然而“剿共”始終是蔣介石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決心,就算被人涮多少次,人們也很難從他臉上讀出“沮喪”二字。能從接二連三的失望中迅速解脫出來,保持樂觀、恢復自信且拿定主意,這還真就不能不算作他的一個相當能夠給他人勵志的個人品質。

                  這不,中央紅軍剛奔向金沙江那幾天,蔣公就已經對他們的戰略走向作出了判斷:

                  朱毛殘匪,在滇東由嵩明向武定、元謀竄走,企圖渡過金沙江,與徐匪合股已明。[20]

                  就在中央紅軍開始過江那天——1935年5月3日,蔣公就已經在作下一步的盤算了:該怎么著,去斷了兩大“赤匪”合股的念想?在這一天里,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受他的旨意給川軍諸侯鋪排的任務是:

                  一、雅安由劉文輝負責,趕筑廣大之飛機場,限月底完成,其場幅,或六百米見方,或八百米見方,均可。

                  二、松、理、茂、懋,及雅、寧(西昌)各屬地區,應擇戰略、戰術上之各線、各點,如雷波、昭覺至會理,與沿大渡河雅河各線及各重要城,鎮、隘路口,均須趕筑碉堡工事。

                  三、對上列各地區之土番夷人,應派員分往宣傳其土官土司,使其號召,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協助防剿及堅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區,歸鄧錫侯;雅、寧各屬歸劉文輝負責辦理。

                  五、灌縣及水閘,應趕筑碉堡,派兵駐守。

                  六、著別動隊總隊長康澤,立即派隊分往上列各地區,負責指導組織民眾及筑碉事宜。[21]

                  看見沒有,盤算得很超前啊!北拒“徐匪”,南擋“朱毛”。

                  當然,還有類似于當年駱秉章大帥針對石達開的那番打點:“對上列各地區之土番夷人,應派員分往宣傳其土官土司,使其號召,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協助防剿及堅壁清野。”

                  作完這番盤算鋪排的蔣介石有理由認為,此乃聚殲“朱毛匪眾”之良機。

                  委員長為“剿滅朱毛股匪”策劃了一個名為“大渡河會戰”的藍圖,準備以十余萬“追剿軍”的強大兵力,輔以大渡河沿岸四萬余眾的川軍,將這支不足三萬人的饑疲之師壓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的狹窄地域,予以徹底剿滅。為此,蔣公曉諭“追剿軍”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達開率師十萬尚敗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漢彝雜居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要,給養困難”,狀況遠非石達開可比,勢必蹈其覆轍,尤望各軍師長人人效法當年駱秉章生擒石達開之壯舉,與友軍同心協力,于大渡河兩岸南北夾攻,將“朱毛匪眾”予以聚殲。[22]

                  這與當年駱秉章撲滅石達開之期望值,完全一致。而按雙方本錢來計較,這期望、這決心似乎合情也合理,當然也無可厚非。這大概就是“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之由來——也是罩在中央紅軍所有紅色戰士頭上的一片濃濃的霧霾。

                  不過,紙上的東西畢竟是紙上的東西,真正要付諸實施落到實處,蔣公要面對的麻煩,一點也不比“朱毛”少。

                  注釋

                  [1]四川省漢源縣地名領導小組1983年編印的《漢源縣地名錄》稱“深溝”為位于今漢源縣河南鄉的大灣村,似不確,且該地名錄對這場戰事的陳述與史載多有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據崔之清主編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中關于戰事的陳述稱賴部遇伏地點為中所與越嶲之間的“小相嶺白沙溝”,筆者詳考后認為此地應為現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大花鄉西南的深溝。

                  [2]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1959~第1962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3]史式:《太平軍在四川》第25~第2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4]轉引自蘇雙碧:《石達開評傳》第258~第259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5]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1962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6]轉引自史式:《太平軍在四川》第31~第3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7]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1962~第196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8]酈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下編》第2冊第328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1版。

                  [9]史式:《太平軍在四川》第3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0]史式:《太平軍在四川》第31~第3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1]酈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下編》第2冊第328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1版。

                  [12]酈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下編》第2冊第328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1版。

                  [13]酈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下編》第2冊第328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第1版。

                  [14]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唐庵續集》卷下。轉引自蘇雙碧:《石達開評傳》第272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5]轉引自蘇雙碧:《石達開評傳》第278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6]周詢:《蜀海叢談》卷三,《人物類·石達開》。轉引自蘇雙碧:《石達開評傳》第28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17]《中革軍委關于野戰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21~第32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8][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145~第148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清獻:《湘軍第五十三師追擊中央紅軍經過》,《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281~第282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0]賀國光編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第368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1986年9月翻印。

                  [21]賀國光編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第368~第369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1986年9月翻印。

                  [22]晏道剛:《追堵紅軍長征的部署及其失敗》,《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20~第2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第一章 這是一條不歸路?

                三、“大渡河會戰”的藍圖落不到實處

                  史載:5月10日~12日,當剛剛“巧渡金沙”的中央紅軍主力還在圍攻會理之時,已坐鎮昆明的蔣公迭電麾下各路諸侯,——落實“大渡河會戰”那張藍圖上需要搞定的各項部署。

                  10日上午,他先是催促薛岳“率軍渡江”:

                  匪既渡江,我第一(吳奇偉)第二(周渾元)兩縱隊與李(韞珩)師,即由薛總指揮親率渡江,兼程向會理急進,而留第三縱隊搜剿南岸殘匪,盼速定渡江部署。[1]

                  11日晚,再電各路諸侯:

                  茲為封鎖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根本殲滅計,部署如下:

                  一、劉自乾部以有力部隊固守會理、西昌待援,主力應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趕筑碉樓,嚴防匪之北竄。

                  二、薛路應以吳、周、李各縱隊,迅速渡過金沙江左岸,向圍攻會理之匪夾攻,以解會理之圍,即進至西昌筑碉,右與昭覺附近之郭勛祺部,左與鹽邊、鹽源之滇軍連成碉堡封鎖線,嚴堵匪之南竄;另以孫縱隊取捷徑至鹽邊、鹽源后,沿雅礱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永仁、元謀各縣,金沙江右岸筑碉,嚴防匪之西南竄,左與劉自乾部切取聯絡。等因。[2]

                  賀國光秉承蔣公這個旨意作出的部署,則點撥得更為具體:

                  一、著楊森全部,不待部隊接防(筆者注:此時楊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設防阻擋紅軍),克日取捷徑,趕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慶壩(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線,主力控置富林。

                  二、劉文輝部,除原駐康、巴及大渡河部隊不計外,應以有力部隊固守西昌、會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擔任自安慶壩(含)經擦羅、三道橋、大營盤、大橋、冕寧、凹古腳、河邊、沙壩、拖瑯,至集福場之線,扼要筑碉防守,并左與楊部,右與雅礱江孫渡部,切取聯絡。

                  三、龍云應以薛岳部之吳、周、李各縱隊,迅速渡過金沙江左岸,向圍攻會理之匪夾攻,以解會理之圍。另以孫渡縱隊,取捷徑至鹽邊、鹽源及其以北沿雅礱江西岸,筑調防守。并在永仁、元謀各縣,金沙江右岸筑碉,嚴防匪之西南竄;左翼與劉文輝部切取聯絡。

                  四、著郭勛祺師,克日由昭通開至犍為策應。

                  五、著陳萬仞師,以主力集結宜賓附近,一部暫駐瀘縣,穆部開赴雷、屏,魏部駐防敘永附近,肅清六屬土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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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幾電內容來觀摩蔣介石的意圖,這位國民黨軍最高統帥打的主意還是在大渡河以南“聚殲”中央紅軍:川軍在大渡河設防攔住紅軍北進去路;滇軍渡過金沙江進至兩鹽地區,封鎖雅礱江西岸,同時在金沙江南岸設防以絕中央紅軍之后路;薛岳部中央軍主力則渡江窮追。這三面一起發力,就可以效仿駱秉章,絕了“朱毛”絕地求生的念想。

                  至于大渡河北岸防務部署的安排,主要的關注點還是在安靖壩(今石棉縣城與安順場之間)以下至富林(今漢源縣城)地段,防范重點還是“一線中通”的“寧雅正道”,尚看不出要壓迫“朱毛”入“翼王故徑”的意圖。

                  然而,這個說得頭頭是道的“會戰”中需要發力的那三個方面,一個也沒落到實處。

                  首先,中央軍動起來就很是勉為其難。

                  多年后,薛岳將軍在根據當年作戰日志編撰的《剿匪紀實》中寫道:

                  ……遵照上電要旨,令吳(奇偉)縱隊在絞平、納平、魯車,周(渾元)縱隊在白灘、紅門,李(韞珩)師在干鹽井、樹節各渡口征集材料,克日架橋,俾能迅速渡河,達成任務。各部遵令到達指定地點后,迭經架橋試渡,均因材料缺乏,水流湍急,無法渡河。[4]

                  薛岳不得不改變渡江部署:

                  吳縱隊寒日(14日)轉向巧家,限銑日(16日)到達,篠日(17日)渡河完畢,巧日(18日)向會理進剿。

                  周縱隊寒日(14日)轉向巧家,限銑日(16日)到達,篠日(17日)渡河完畢,巧日(18日)向披沙、昭覺、西昌急進截剿。

                  第五十三師限寒日(14日)到達巧家,刪日(15日)渡河完畢,銑日(16日)向披沙、昭覺、西昌急進截剿。[5]

                  然而,就是這個改變后的渡江日程,也還是沒有落實。

                  薛部實際上的渡江日程是: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16日在巧家渡江;吳奇偉縱隊先頭部隊19日在元謀北渡江,主力21日渡完;22日薛岳總部及周旅(第一五七旅,旅長周啟驛)續渡;同日周渾元縱隊開始渡江,第五師謝溥福部、第九十六師肖致平部在巧家渡完;25日第十三師萬耀煌部渡完。[6]

                  ——這實際上就是“四渡赤水”戰略大機動所造成的有利態勢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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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時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的晏道剛將軍稱,蔣介石此間對尾追紅軍的中央軍指揮官薛岳將軍曾經有一個電示,要其穩扎穩打,每至一處,先筑工事方能入營。這顯然是在四渡赤水期間吃了朱毛紅軍的幾次回馬槍,尚有余悸。而薛岳部本來就在川滇黔邊被紅軍東搖西晃過了多回,部隊拖得疲憊不堪,傷病落伍甚多,每團兵員已不足千人,只得逐日強征民伕扛槍抬彈。此時得此尚方劍,自然樂得松一口氣。故而雖屢奉蔣公解會理圍之嚴令,卻仍然進展遲緩,與紅軍保持數日之行程。[7]

                  晏將軍所言的這個手令,也收錄在薛岳將軍編撰的《剿匪紀實》中,全文如下:

                  自西昌以北,經過越嶲與冕寧時,務應特別組織夷族宣傳慰勞隊(慰勞以布與酒最宜)及派得力人員組織,使之保護后方,為我軍運輸更好,但一面應嚴密防范,至少要使其勿為我患也。前進時,行軍序列尤應特別研究,最好先挑選先鋒隊,有便衣別動隊方法,前一二日行程,挺進當在本隊百里以外之區,用廣正面,分途搜索、警戒,本隊進行,以一師或兩師為單位,須照正式行軍序列,必須派前后左右側衛,且每一個單位,前后相隔,須用三十里之距離,但其間須派切實聯絡部隊,及沿中連絡警戒掩護哨,并須構筑工事。無論大小部隊行軍,前進與宿營配備,及途中連絡警戒與搜索,皆照剿匪手本之原則規定進行,千萬無忽,傳令切戒。[8]

                  這個指示得相當具體的手令,給了薛岳部中央軍小心翼翼蹣跚挪步的最好理由,也與中央紅軍日行百里的高速機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追者和被追者之間的距離,自始至終都拉得很開:從會理城到安順場的近五百多公里行程,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是九天完成的,而薛部前衛李韞珩第五十三師卻一路蹣跚了近二十天。倒是川軍被中央軍擱著前頭的“川康邊防軍”劉元璋部還稍微積極一些——5月上旬其第十二旅劉元瑭部毛國懋團在寧南冬瓜坪,5月下旬第二旅劉元琮部白永安團在冕寧瀘沽鎮,都與中央紅軍后衛紅九軍團各有一次規模不大的接戰駁火。[9]

                  其次,滇軍也并沒有按蔣公部署進入鹽邊、鹽源地區在雅礱江西岸布防。根據當時在川滇黔追擊過紅軍的前滇軍諸將們的回憶,他們連金沙江都沒有過。[10]雖然在透視了雙方當年的“黑匣子”后我們已經得悉:中央紅軍此前此后都沒有過進入這片地域的考慮,滇軍即或渡江進至這一片地域布防的日程也不會比薛岳部中央軍更快,結果也只能跟他們一樣是勞而無功,但這畢竟是一個方向上難以忽略與忽視的威脅與威懾,有與沒有,那還是不一樣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川軍在大渡河兩岸的布防,實際上也沒有如蔣公那個頭頭是道的部署那樣真正得以完成與完善。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國民黨軍在金沙江北岸能夠調用于大渡河防堵的部隊,只有劉文輝的川軍第二十四軍和楊森的第二十軍。因楊森部此間尚在宜賓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務,短時間內很難完成到大渡河邊的機動,而劉文輝部在會理、西昌間的部隊又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紅軍向大渡河邊的迅速進展,所以直到5月下旬中央紅軍先遣隊進抵大渡河之時,川軍方面能夠用于大渡河防線的防御兵力只有這樣幾支部隊:

                  ⒈川軍第二十四軍第四旅,旅長袁鏞(國瑞)。

                  ⒉川軍第二十四軍第五旅,旅長楊學端。

                  以上兩旅5月中旬從雅安經滎經、凰儀堡進抵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及其附近。

                  ⒊川軍第二十一軍劉湘部第六旅(旅長王澤浚),暫受劉文輝指揮,5月中旬進駐富林(今漢源縣城)。

                  另外,川軍第二十四軍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駐康定,原本就有負責康定、瀘定防務的責任。[11]

                  這幾支部隊加起來不過萬余人槍,而且相當分散。直到中央紅軍進抵大渡河畔之時,川軍在瀘定與富林之間的防御部署仍然沒有真正落實和完成。

                  這三個需要加力和發力的方面都加不起力,也發不起力,最后的結果就是給不了力:蔣公這個鋪排得頭頭是道的“大渡河會戰”,連陣勢都還沒來得及擺好,就被中央紅軍一舉沖破——迅速進入也迅速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又一次搖頭擺尾揚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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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迄至1935年5月24日晚大渡河上游川軍部署情況(占1幅)]

                  蔣介石在籌措“大渡河會戰”的同時,紅軍主力正為解決糧草而圍攻會理縣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機會,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因“四渡赤水”期間大幅度機動所產生的思想認識問題,同時討論決定下一步作戰方針。

                  會議決定:在會理稍事休整,而后經西昌北進。

                  5月14日,紅三軍團總攻會理,不克。當晚,中革軍委斷然決定:撤圍會理,主力沿會理至西昌大道北進。[12]當晚,紅一軍團先頭部隊開始從會理北進。

                  5月15日,蔣介石任命川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為大渡河守備總指揮,并以“清代活捉石達開之川督駱秉章相勉勵”[13]。同時調劉湘第二十一軍裝備精良的第二師第六旅(旅長王澤浚)部歸楊指揮,擔任大樹堡對岸富林(今漢源縣城)之守備。楊森部全部六個旅又三個團共兩萬四千余人,擔任富林至峨邊段大渡河下游防務;劉文輝第二十四軍第四、第五兩個旅不足萬人,擔任富林至瀘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務,其中第四旅(旅長袁國瑞)位于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附近,第五旅(旅長楊學端)位于漢源場(今九襄),準備擔任安順場至富林河段防務。[14]

                  同日,中央紅軍主力從會理開始北進。北進前,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人將一紙文書送給德昌守將、劉文輝部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希望許部不要阻攔紅軍北上抗日。許劍霜曾是劉伯承在川軍時的舊部——據說還曾經是共產黨員,本來就不愿意與老長官打仗,遂將信送至西昌交頂頭上司劉元璋(時任川康邊防軍司令),建議接受劉伯承建議。

                  劉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復。[15]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軍開始渡江,準備追擊中央紅軍。

                  5月17日凌晨,紅一軍團前鋒紅一團進抵德昌。許劍霜部甫一接觸即棄城潰走。當日午后13時30分,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向朱德總司令報告:“我先頭第一團今日三時占領德昌,敵向西昌方向潰退,擬以第三團于十四時后繼續向西昌方向追擊前進。”[16]

                  第二天,劉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書擋道于黃水塘高地的劉文輝部彝務指揮官鄧秀廷。大意不外是漢彝一家,紅軍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開槍,紅軍不會還手,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該怎么著,你自己看著辦吧!

                  鄧秀廷一來幾天前剛見識過被從巧家渡江而來的羅炳輝紅九軍團攆得如同喪家犬般的劉部毛國懋團之狼狽慘狀,二來目睹紅軍之嚴整陣容、精良裝備及其勇悍無畏之氣概,三來懾于劉伯承昔日川軍名將之聲威,不敢隨意造次,妄動干戈,遂嚴令所部不得開槍,撤至兩邊山頭,任由紅軍大隊通過。

                  有一彝兵慌亂走火,引得一片槍聲,被氣急敗壞的鄧秀廷跳腳罵止。

                  紅軍并不還擊,高呼“漢彝一家”,從容通過。

                  鄧秀廷擦去一頭冷汗,剛想喘口氣,即炸死鄧部連長鄧華欽等十余人。鄧秀廷手忙腳亂,又找不著聯絡布板放在哪個馬馱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寧。[17]

                  一道荊關,三千彝兵,又被一紙文書賺開。

                  鄧秀廷這一掉轉馬頭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進西昌城給劉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繞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營(今喜德縣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營,干脆閉門不出了。

                  5月18日15時,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三團進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將、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乃劉文輝族侄,有點二桿子氣,又奉有“蔣委員長”守城嚴令,決心與西昌共存亡。為“掃清射界”,他竟下令將城門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無家可歸,露宿街頭。[18]孰料紅軍早有主張,要河不要城。當時4時,根據前鋒紅三團團長黃永勝、政治委員林龍發報告的西昌敵情,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城周圍筑有相當堅固工事,雜有碉堡,重要地點設有竹釘等障礙物。城郊房屋亦擬焚毀,但未及著手,惟樓梯、繩索等已被焚毀殆盡。似此,敵有固守該城模樣”,“估計攻城須費許多時日,且奏效把握極少”,建議“擬以五軍團監視該城之敵,一軍團繼續北進”。[19]

                  半個小時后,中革軍委接受林、聶建議并對各部行動作出部署:“我野戰軍以迅速北進在野戰中消滅劉敵各個部隊之目的,對固守西昌之敵,在不利的條件下應堅[監]視之,掩護野戰軍主力通過”,主力繞城垣而過,繼續北進。并要求:“一軍團主力應向瀘沾方向前進五六十里,其先頭團應由二師派出,并帶工兵及電臺,限二十號趕到瀘沽。軍委并派劉參謀長趕往為先遣司令,羅瑞卿為政委,指揮該團,進行戰略偵察,并為渡河先遣隊”。[20]跟進的紅五軍團則看住劉元璋,掩護主力繞道馬道子、小廟,經小廟、鍋蓋梁奔禮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區,紅軍總政治部為此發出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要求:“嚴格的政治紀律,絕對不準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嚴禁將少數民族中的富裕分子當土豪打”,“絕對的遵從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的風俗的習慣”,“動員全體戰士向少數民族廣大的宣傳紅軍的主張,特別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數民族對于劉文輝及當地漢族統治者的仇恨,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的口號”,且“努力爭取少數民族加入紅軍;在最初的時期,即使個別的亦是可貴的”。[21]

                  5月19日下午,紅一軍團主力占領禮州及其以北地區。

                  前面就是瀘沽——20日凌晨,紅一軍團前鋒紅一團進抵瀘沽。

                  瀘沽是個需要作出選擇的分岔口。

                  路有兩條:

                  一條經登相營翻小相嶺,經越嶲去大樹堡渡口——大樹堡對岸就是富林(今漢源縣城),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當年石達開部先鋒賴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條經冕寧、大橋、拖烏到安順場,這是一條險峻崎嶇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徑”。

                  中央紅軍實際上面臨著與石達開同樣的選擇:走哪條道?從哪里渡河?

                  注釋

                  [1]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2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2]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2~第64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3]賀國光編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第365~第36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1986年9月翻印。

                  [4]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4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5]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4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6]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4~第65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7]]晏道剛:《追堵紅軍長征的部署及其失敗》,《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21~第22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8]薛岳編:《剿匪紀實•滇黔川南追剿》第65~第66頁,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9]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紅軍長征在四川》第70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馬文忠:《紅軍長征過冕寧——民國二十四年冕寧政局》,《冕寧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21~第24頁。

                  [10]參見孫渡、安恩溥、劉國舉、蕭本元、盧浚泉、余建勛、常紹群、王伯勤等人的回憶,《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286~第315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1]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40~第34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2]《朱德關于盡力扼阻敵軍西渡金沙江致羅炳輝、何長工電(1935年5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37~第3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并以駱秉章誘殺石達開勖勉的新聞報道(四川日報)》,《紅軍長征·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14]楊漢域等:《川軍追堵中央紅軍概況》,《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25~第32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5]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6]《林彪、聶榮臻關于一軍團已占領德昌致朱德電(節錄)(1935年5月17日13時30分)》,《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49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7]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6~第33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8]]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8~第33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林彪、聶榮臻關于西昌城敵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況致朱德等電(1935年5月19日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0~第3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朱德關于我軍迅速北進的行動部署致各軍團、軍委縱隊電(1935年5月19日4時30分)》,《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2~第34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總政治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1935年5月19日5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4~第3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第一章 這是一條不歸路?

                四、中央紅軍向大渡河畔前進

                  蔣介石在籌措“大渡河會戰”的同時,紅軍主力正為解決糧草而圍攻會理縣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機會,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因“四渡赤水”期間大幅度機動所產生的思想認識問題,同時討論決定下一步作戰方針。

                  會議決定:在會理稍事休整,而后經西昌北進。

                  5月14日,紅三軍團總攻會理,不克。當晚,中革軍委斷然決定:撤圍會理,主力沿會理至西昌大道北進。[1]當晚,紅一軍團先頭部隊開始從會理北進。

                  5月15日,蔣介石任命川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為大渡河守備總指揮,并以“清代活捉石達開之川督駱秉章相勉勵”[2]。同時調劉湘第二十一軍裝備精良的第二師第六旅(旅長王澤浚)部歸楊指揮,擔任大樹堡對岸富林(今漢源縣城)之守備。楊森部全部六個旅又三個團共兩萬四千余人,擔任富林至峨邊段大渡河下游防務;劉文輝第二十四軍第四、第五兩個旅不足萬人,擔任富林至瀘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務,其中第四旅(旅長袁國瑞)位于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附近,第五旅(旅長楊學端)位于漢源場(今九襄),準備擔任安順場至富林河段防務。[3]

                  同日,中央紅軍主力從會理開始北進。北進前,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人將一紙文書送給德昌守將、劉文輝部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希望許部不要阻攔紅軍北上抗日。許劍霜曾是劉伯承在川軍時的舊部——據說還曾經是共產黨員,本來就不愿意與老長官打仗,遂將劉伯承來信送至西昌交頂頭上司劉元璋(時任川康邊防軍司令),建議接受劉伯承建議。

                  劉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復。[4]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軍開始渡江,準備追擊中央紅軍。

                  5月17日凌晨,紅一軍團前鋒紅一團進抵德昌。許劍霜部甫一接觸即棄城潰走。當日午后13時30分,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向朱德總司令報告:“我先頭第一團今日三時占領德昌,敵向西昌方向潰退,擬以第三團于十四時后繼續向西昌方向追擊前進。”[5]

                  第二天,劉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書擋道于黃水塘高地的劉文輝部彝務指揮官鄧秀廷。大意不外是漢彝一家,紅軍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開槍,紅軍不會還手,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該怎么著,你自己看著辦吧!

                  鄧秀廷一來幾天前剛見識過被從巧家渡江而來的羅炳輝紅九軍團攆得如同喪家犬般的劉部毛國懋團之狼狽慘狀,二來目睹紅軍之嚴整陣容、精良裝備及其勇悍無畏之氣概,三來懾于劉伯承昔日川軍名將之聲威,不敢隨意造次,妄動干戈,遂嚴令所部不得開槍,撤至兩邊山頭,任由紅軍大隊通過。

                  有一彝兵慌亂走火,引得一片槍聲,被氣急敗壞的鄧秀廷跳腳罵止。

                  紅軍并不還擊,高呼“漢彝一家”,從容通過。

                  鄧秀廷擦去一頭冷汗,剛想喘口氣,即炸死鄧部連長鄧華欽等十余人。鄧秀廷手忙腳亂,又找不著聯絡布板放在哪個馬馱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寧。[6]

                  一道荊關,三千彝兵,又被一紙文書賺開。

                  鄧秀廷這一掉轉馬頭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進西昌城給劉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繞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營(今喜德縣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營,干脆閉門不出了。

                  5月18日15時,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三團進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將、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乃劉文輝族侄,有點二桿子氣,又奉有“蔣委員長”守城嚴令,決心與西昌共存亡。為“掃清射界”,他竟下令將城門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無家可歸,露宿街頭。[7]孰料紅軍早有主張,要河不要城。當時4時,根據前鋒紅三團團長黃永勝、政治委員林龍發報告的西昌敵情,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城周圍筑有相當堅固工事,雜有碉堡,重要地點設有竹釘等障礙物。城郊房屋亦擬焚毀,但未及著手,惟樓梯、繩索等已被焚毀殆盡。似此,敵有固守該城模樣”,“估計攻城須費許多時日,且奏效把握極少”,建議“擬以五軍團監視該城之敵,一軍團繼續北進”。[8]

                  半個小時后,中革軍委接受林、聶建議并對各部行動作出部署:“我野戰軍以迅速北進在野戰中消滅劉敵各個部隊之目的,對固守西昌之敵,在不利的條件下應堅[監]視之,掩護野戰軍主力通過”,主力繞城垣而過,繼續北進。并要求:“一軍團主力應向瀘沾方向前進五六十里,其先頭團應由二師派出,并帶工兵及電臺,限二十號趕到瀘沽。軍委并派劉參謀長趕往為先遣司令,羅瑞卿為政委,指揮該團,進行戰略偵察,并為渡河先遣隊”。[9]跟進的紅五軍團則看住劉元璋,掩護主力繞道馬道子、小廟,經小廟、鍋蓋梁奔禮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區,紅軍總政治部為此發出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要求:“嚴格的政治紀律,絕對不準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騷擾,嚴禁將少數民族中的富裕分子當土豪打”,“絕對的遵從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的風俗的習慣”,“動員全體戰士向少數民族廣大的宣傳紅軍的主張,特別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數民族對于劉文輝及當地漢族統治者的仇恨,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的口號”,且“努力爭取少數民族加入紅軍;在最初的時期,即使個別的亦是可貴的”。[10]

                  5月19日下午,紅一軍團主力占領禮州及其以北地區。

                  前面就是瀘沽——20日凌晨,紅一軍團前鋒紅一團進抵瀘沽。

                  瀘沽是個需要作出選擇的分岔口。

                  路有兩條:

                  一條經登相營翻小相嶺,經越嶲去大樹堡渡口——大樹堡對岸就是富林(今漢源縣城),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當年石達開部先鋒賴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條經冕寧、大橋、拖烏到安順場,這是一條險峻崎嶇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徑”。

                  中央紅軍實際上面臨著與石達開同樣的選擇:走哪條道?從哪里渡河?

                五、寧雅正道,還是“翼王故徑”?

                  中革軍委首長的第一選擇是直出大樹堡——也是翼王先鋒賴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5月20日9時30分,朱德總司令致電各軍團首長,指出:“我野戰軍以迅速北進取得大渡河可渡河點,以便早日渡江消滅敵人,創立川西北蘇區之任務”,并根據“羅瑞卿尚在病中”的情況,對日前“渡河先遣隊”的指揮員人選和相應部署作出調整,“一軍團(缺兩個團)今晚續進至瀘沽地域,向冕寧偵察。一軍團之第一團隨劉、聶(羅病聶代)明日向登相營、越前進”,“除九軍團外,各軍團二十一日休息一天,準備二十一日夜半后行動”。[11]

                  看見沒有?登相營、越嶲!——這就是去大樹堡的那條道。

                  同日,中革軍委還致電各部首長,宣布了中央紅軍“目前戰略方針與任務”:

                  各軍團、縱隊首長:

                  甲、我野戰軍渡過金沙江,取得了北進消滅敵人的有利條件,使黨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蘇區根據地的決定有實現可能。因此,消滅敵人,渡過大渡河,進入到川西北地區,遂成為目前戰略上的實際要求。但由于我軍渡過金沙江的勝利及經會理北上,敵人已預知和預防我軍北渡大渡河進入川西。現時敵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險,大小桐[相]嶺及梁[涼]山等的阻隔,夷民與紅軍的隔閡,企圖以劉、蔣兩部突擊我軍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劉文輝、楊森、郭勛祺所部在北岸層層扼阻,破我渡河計劃。

                  乙、依此情況,我野戰軍目前應以迅速北進,爭取渡江先機,首先進到清溪、瀘定橋、洪雅地區與川敵進行作戰機動,爭取赤化,為戰略上基本方針。欲實現此方針,必須:

                  A.各兵團以極迅速、堅決、勇猛、果斷的行動,消滅阻我前進的川敵各個部隊。敵如固守工事據點,則繞過之。對追我之蔣敵中央軍應盡力遲阻之,如逼我過緊,使我不便過河或迂回,則應堅決回擊,以消滅其一部。

                  B.被派出之各先頭團,要以最大速度完成渡河的及迂回道路的戰略偵察,火速的占領和控制選定的渡河點,并有保證的架好浮橋。

                  C.各兵團在選定渡河點后,要以最高度的急行軍到達河邊迅速循序渡河,并準備渡河后與劉、楊兩敵進行必要的連續戰斗,以開展川西局勢。

                  D.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擴大紅軍,進行破壞白軍宣傳,特別是追我的中央軍。

                  爭取夷民群眾到我們方面,并組織夷民游擊隊,反對劉、蔣等敵。

                  E.在渡河一時不可能時,應進行較遠道的迂回,并應決心的留在右岸,進行一時期的作戰機動,以便以后再渡過大渡河。在這里夷民中的關系及其工作,更含決定的意義。

                  丙、各兵團應向指戰員解釋目前戰略方針及其戰斗任務的重要性與嚴重性,要保障上級命令的絕對執行。為協同動作,要發動他們最高政治熱情,緊張的戰斗情緒,不疲倦的工作精神與最大的機動和機斷專行。

                  丁、要發動各連隊舉行收集架橋材料、擴紅、破壞白軍特別是中央軍的宣傳及組織夷民四大競賽。收集資財依軍委電令執行,擴紅依總政治部號召,完成后應仍繼續。破壞白軍宣傳,要深入到各家群眾中,普通的寫貼標語,并號召他們堅壁清野,炸路擾敵。對夷民要發動每人送他們一件禮物,毛瑟槍彈要盡量發給他們,并應攜帶其中積極分子,以便更易于號召和組織他們。

                  中革軍委

                  五月廿日[12]

                  值得注意的是,中革軍委這兩天的兩個電報,都明確提出了“取得大渡河可渡河點……創立川西北蘇區之任務”及“渡過大渡河,進入到川西北地區”的戰略方針和任務。而中革軍委之所以將大樹堡作為渡河點的第一選擇,恐怕多多少少也跟當年那個“翼王覆滅”的陰影,有著一定程度的聯系。

                  然而,中革軍委的這個“第一選擇”,在第二天,就被劉伯承、聶榮臻更換了。

                  5月19日晚,跟在紅一團后邊的劉伯承、聶榮臻到達了冕寧縣境內的松林。20日晨趕往瀘沽。同日9時,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致電紅一團團長楊得志、政治委員黎林,令其詳查從瀘沽分岔的兩條通往大渡河渡口的路線,并告以劉、聶首長正趕往瀘沽隨先遣團行動[13]。當日午后,劉、聶首長到達瀘沽。當天,冕寧地下黨黨員陳榮檀、廖志高等人已派李祥云等地下黨員前來跟先遣隊聯系和匯報情況。這位李祥云是個教書匠,曾經在大渡河邊的美羅場教過一年書,熟悉沿岸的大小路徑和民情,從往來軍政官員中得到過很多信息,這對先遣隊首長了解當地情況和選擇行軍路線有很大的幫助。

                  當晚,劉、聶首長根據紅一團從瀘沽向兩條路線上派出的偵察組偵悉的里程、敵情、居民、給養等情況和李祥云等的匯報作了分析,認為:敵軍判斷中央紅軍主力的渡河地點是經過大樹堡渡口的“寧雅正道”,已將該路線作為防范重點。紅軍主力要按原計劃從這條路線渡河,有可能與敵重兵相遇,渡河難有成功機會。兩人遂決定:立即電告軍委,建議改變“一軍團之第一團隨劉、聶(羅病聶代)明日向登相營、越西前進”的行軍路線,主力走冕寧至安順場的小路,“讓左權劉亞樓率第五團經越嶲方向佯動,迷惑敵人”[14]。因當晚軍委縱隊正在行軍中,電臺聯系不上。劉、聶首長遂先斬后奏,令紅一團次日開冕寧、紅五團則馬上去越嶲。21日凌晨,劉、聶首長率紅一團進抵冕寧后,終于與中革軍委的電臺溝通聯系并發回了日前擬定的報告。

                  中革軍委同意了劉、聶的建議并于當日18時作出了相應的部署調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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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署調整的基本內容為:“決以主力依一、五軍團、軍委縱隊、三軍團次序,改經

                  冕寧、大橋、拖烏、筲箕灣、岔羅向納耳壩[16]、安順場渡口北進。而以我第五團續經越嶲北進,吸引、迷惑并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敵,遇小敵則消滅之。以九軍團擔任遲阻追敵,其前進路按日規定”,紅五團“如查明越嶲無敵或少敵,應迅速占越嶲并偵察前至大樹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線,中間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嶺或越嶲有敵扼守,則五團應偽裝主力先頭在登相營或小相嶺扼止該敵”。同時也通報了兩路先遣隊的進展情況:“我先遣第一團今由瀘沾經冕寧開大橋兩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邊之納耳壩。我第五團今到登相營,偵察越嶲、小相嶺、登相營一帶僅敵一營……”[17]

                  由此可以看出,中革軍委雖然同意了劉、聶的原渡河路線的“更換”——從寧雅正道換作了“翼王故徑”,但仍未將安順場渡口作為渡河點的“第一”或“唯一”選擇。中革軍委向各部通報的紅五團前進路線的目的地是“納耳壩”,作出的部署是“向納耳壩、安順場渡口北進”。

                  看見沒有?納耳壩列在前頭,還是“第一選擇”。

                  七十二年前的紫打地,對于中央紅軍來說,還是一個陰影啊!

                  然而,后來的事實證明,劉、聶首長的這個臨機處置,對于爭得搶渡的時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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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5:中央紅軍從金江江畔進抵大渡河南岸行軍路線略圖(1935年5月3日~5月29日)(占1幅)]

                六、介石把“大渡河會戰”的口袋松了一扣?

                  同一天,蔣公也作出判斷:朱毛“必謀在雅安附近”與“徐匪”會合。

                  基于這個判斷,他于21日8時給駐重慶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下達了一個手令:

                  賀主任:

                  一、此時我軍主要戰略,第一在防止朱、徐兩匪會合,第二在防止殘匪向西康逃竄。故現不必防徐匪東回,而在防徐匪南下。應急令第五與第三路主力限期向邛崍、懋功、寶興一帶移動。而名山、蘆山、天全、雅安一帶應急派隊布防,壓止徐匪南竄,并希在此地帶聚殲徐、朱兩匪也,以此兩匪必謀在雅安附近會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標與方向所在,應即照此預備,不必另[零]星分防,隨匪轉移,而須急謀立于主動地位也。

                  二、殘匪最后不能北竄必向西竄。故瀘定、康定、雅江之防備尤為緊要。如楊部到達大渡河防地,則現駐清溪第五路之一旅最好仍守清溪,而使劉、楊兩部有余力可以對康定布防。并切告自乾屬[囑]其在康定、瀘定積極布防,比雅安尤為重要也。

                  三、請電胡宗南切屬[囑]其在后方各部,移至松潘、平武、江油、彰明一帶,及平武至文縣與南坪一帶。而南坪與平武間尤應密切聯系,控置總預備之主力在此地區。至于其后方天水、廣、昭,則已派第六、第七、第十二各師來接防務,但不必待接防部隊到達。而其后方各部除留極少數部隊接防外,其余可即刻向前方移動布置。如果松潘、南坪、平武各置五團預備隊,以備出擊兜剿,而將其余十個團分布于此帶筑碉設防,則匪不能北竄,必可被我聚殲也。但北川重要,如攻克后亦應置重兵設防為據點也。望以此意轉告甫澄兄,并分示自乾宗南照辦為要。中刻飛筑,約明后日即可回渝相見也。請先照此意速即令行為要

                  中正

                  五月廿一日八時[18]

                  手令的第一項是個整體判斷和相應措置:基于“朱毛”和“徐匪”“必謀在雅安附近會合”的基本判斷,認為“故吾人既知其目標與方向所在,應即照此預備,不必另[零]星分防,隨匪轉移,而須急謀立于主動地位也”,因而確定了在川康地區“圍剿”兩大紅軍主力的“戰略方針”:一是“防止朱、徐兩匪會合”,二是“防止殘匪向西康逃竄”。所以,“現不必防徐匪東回,而在防徐匪南下”,應令川軍第五路軍唐式遵部和第三路軍李家玨部主力限期向邛崍、懋功、寶興一帶移動,“而名山、蘆山、天全、雅安一帶應急派隊布防,壓止徐匪南竄,并希在此地帶聚殲徐、朱兩匪也”。

                  手令第二項是針對“朱毛”的部署:讓川軍楊森趕緊到大渡河接防,以把劉文輝部挪出來去康定、瀘定設防——連“在康定、瀘定積極布防,比雅安尤為重要”都想到了,連還隔著天遠地遠的雅江都提到了,看來蔣公智商并不輸人啊。

                  第三項是針對“徐匪”的部署:讓川軍劉湘部在北、東、南三面筑碉設防壓迫“徐匪”。

                  應該說,蔣公判斷從戰略方向上來說大體準確,而且也看到了用于“大渡河會戰”的各部兵力分散而且機動速度上很不給力的狀況,所以這次謀劃的地域很廣,防范的圈子拉得也很大,很具“未雨綢繆”的前瞻性,似乎是該想到的都想到了——周密得緊啊!

                  可問題也來了:這些本就很有限的兵馬在如此廣大的空間擺布得如此分散,那么“大渡河會戰”該咋辦哩?究竟是照那個“大渡河會戰”的藍圖,根本就不讓“朱毛”搶過大渡河而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根本殲滅”哩,還是讓他們過了大渡河,而在“名山、蘆山、天全、雅安”地帶與“徐匪”一起打包,從而“聚殲徐、朱兩匪”哩?如果是后者,那么蔣公的信心又從何而來哩?“朱毛”、“徐匪”,這兩盞燈里頭哪一盞都不省油,“各個擊破”都恁麻煩,那么蔣公又憑什么就認為兩者一起“打包處理”,就更好操作哩?

                  至于對劉文輝“在康定、瀘定積極布防,比雅安尤為重要”的“切告”,看似“未雨綢繆”的“英明預見”,實際上卻是基于“殘匪最后不能北竄必向西竄”的判斷作出的,對中央紅軍渡河地點和北進路線的判斷,顯然也是放在“一線中通”的“寧雅正道”上的大樹堡—富林—漢源(今漢源縣清溪鎮)—大相嶺—滎經—雅安這條道上的!要劉文輝、楊森兩部“有余力可以對康定布防”,顯然是為“朱毛”渡河不果,或渡河北進后沿“寧雅正道”北進不果,或在“名山、蘆山、天全、雅安一帶”被“聚殲”漏網后“西竄康定”準備的部署——是向東防范,而不是向西防范!這與后來發生的事實,基本上是相反的!

                  而且,這當間還暗含著讓劉文輝讓出雅安而屈居康、瀘一隅的小算計。

                  就這么著,蔣公自己把一個多星期前整出來的“大渡河會戰”藍圖,給松了一扣。按理,這個口袋陣本應越收越緊,如今卻被蔣公自已給越扯越松——那個“大渡河會戰”的藍圖,可是要將朱毛紅軍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根本殲滅”啊!“根本殲滅”的決戰戰場,是在大渡河以南!這會兒哩?卻將大渡河以北數百里外的“名山、蘆山、天全、雅安”,劃成了另一個“根本殲滅”的決戰戰場,雖然這或許可以解讀為蔣公做的是“萬一”或“萬一”之后的兩手或多手準備,可這“面面俱到”的部署,如何又能穩穩當當地避開“面面俱不到”的結果哩?

                  筆者斗膽作一揣測:這實際上反映出了這位國民黨軍最高統帥人格中游疑不定七上八下的一面:“朱毛”和“徐匪”,他拿不住;麾下諸侯,他拿不穩。

                  事實的確也是如此——委員長是委員長,土地爺是土地爺。

                  土地爺就是在這片地域當家的第二十四軍中將軍長劉文輝。中央紅軍要闖進他家的菜園子,那他這個已然成了川軍諸侯的“破落大戶”將來日子也一定更不會好過:“朱毛”闖進來了,蔣公也會跟進來,其他川軍諸侯更要跟進來。他可是無論如何也不愿意把“朱毛”輕易放過大渡河來的!而且按劉自公這個“多寶道人”的心機,他不可能揣度不出蔣公那“自乾屬[囑]其在康定、瀘定積極布防,比雅安尤為重要也”的“切告”中所暗藏那般心計。

                  這樣的局面,是劉文輝無論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至于賀國光是如何向劉文輝傳達這個“切告”的,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現在能夠知道的是隨即發生的事實——劉文輝并沒有按這個“切告”在“康定、瀘定積極布防”,而是在這個“切告”的第二天,就將一干“后方事宜”委托給了川康軍第四師師長唐英,宣布自己“準二十六日躬赴前方督剿”[19]。同時還飭令所部長官看好家業:“此次殘匪竄康,友我各軍攻之于前,中央部隊,追擊于后,聚殲之勢已成。惟中央追剿軍,遠道勤勞,人地較生,務望前線各部隊,推誠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對于地形方面,盡量擔任引導協助之責,庶幾精神團結,各方皆益顯其兜剿之威,以期迅蕩赤熾,而出民水火,希即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為要”。[20]

                  瞅見沒有?自家的菜園子,還是自家看著更牢靠。

                  實際上,蔣公當時還有一個判斷:中央紅軍有可能不渡大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西出康定,經西康(當時的西康區域不包括寧屬——后來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向青海玉樹方向“流竄”,于是又于5月23日急電劉文輝:“此時康定、瀘定最為重要,務望盡量抽調駐雅安部隊四、五團,前往布防。以康定萬不可失守,而匪以不經大渡河而直竄瀘定、康定之公算為多也。未知雅安至康定里程幾何,能否如期移動,皆望詳告。”[21]

                  然而從未來過這邊廂的蔣公對此間的地理、道路情況,乃至劉自公究竟有多少本錢,那是基本上沒有認知和感知的。劉文輝部兵力單薄,“川康邊防軍”劉元璋部已被扔在了中央紅軍的屁股后頭,能夠用于攔截他們的兵馬除駐康定的一個旅(三個團并一個特務大隊)外,也只有兩個旅(六個團)兵力能夠用于大渡河河防。除此之外,已無多余兵力派往康、瀘。而從雅安到康定的行程一般為9天,最快也得一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完成向康、瀘的機動和布防……

                  最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在楊森部隊沒有趕到之前就讓劉自公這兩個旅抬腳就奔康定,那么大渡河的河防又該咋辦?

                  所以蔣公的這個部署實際上根本無法落實,劉文輝也根本無法去搭蔣公的這個茬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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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7日晨,劉文輝與二十四軍參謀長張巽中(伯言)帶著第二十四軍部及警衛旅離開雅安趕赴漢源,直接部署大渡河河防,排定的日程是“第一步駐漢源,第二步駐越”[22]。而劉湘部的王澤浚旅,也早已在幾天前接手了富林的防務。[23]——就是川軍最大富戶劉湘,他也不愿意讓“朱毛”“竄入”川中腹地啊!

                  那么川軍方面是如何撐起蔣公這個越扯越松的口袋的哩?

                  事隔多年后,我們從雙方統帥部相對透明的“黑匣子”中,洞悉了蔣公這個“戰略方針”下川軍諸侯的相應部署,當然也可從中窺得他們手中的本錢和部署的要旨——據原川軍第二十四軍參謀長張伯言等人的回憶所述以及川軍方面的檔案文獻記載,迄至5月24日中央紅軍渡河先遣隊進至安順場渡口的當晚,川軍方面的部署為:

                  ⒈第二十四軍第五旅楊學端部(以下簡稱楊旅)主力(第七團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團唐灼元部)在安順場至大沖間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納耳壩(亦稱大堡,今石棉縣永和鄉)對岸的八牌。安順場守軍為“彝務總指揮部”賴執中部不足兩連兵力,安順場對岸的桃子灣渡口有余味儒團韓槐瑎部一營守軍,余團主力駐安靖壩(今石棉縣城與安順場之間,大渡河東岸)。

                  該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漢源縣城,與南岸大樹堡渡口隔河相對)布防,后富林防務由第二十軍第六旅王澤浚部接替。

                  該旅第二十一團肖紹成部(以下簡稱肖團)則在挖角壩—王崗坪一線布防,并負責與上游的第四旅袁鏞部的聯系。安順場與挖角壩之間約40公里,當時均為山嶺隔絕,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難,故該團與旅主力之間的聯系并不暢通。

                  ⒉第二十軍第六旅王澤浚部(以下簡稱王旅)負責大沖—富林間防務。據張伯言等人回憶,該旅裝備精良,兵員充實,并擬與負責富林—金口河段防務的楊森部主力切取聯絡,但楊部主力當時因在彝區被阻,尚在繞道前進,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務實際上呈空白狀。但中央紅軍由此間渡河路途遙遠崎嶇,要耗費許多時日,實際可行性并不大。

                  ⒊第二十四軍第四旅袁鏞部駐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附近(以下簡稱袁旅)。第二十四軍軍部及第五師師部也先后進駐漢源縣城。

                  ⒋第二十四軍第二旅余如海部駐康定,而該旅配置于大渡河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兩營,分別布防于菩薩崗和猛虎崗兩個要隘上(以下簡稱余旅)。[24]

                  從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川軍方面對中央紅軍渡河方向的基本判斷是:中央紅軍將循西昌→瀘沽→越西→海棠→大樹堡這條“寧雅正道”(這也是當年從西昌進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從富林附近渡河,經漢源(今漢源縣清溪鎮)翻越大相嶺,以圖在雅安附近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基于上述判斷,川軍方面在這條“寧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線上,部署了兩個旅,第二十軍第六旅王澤浚部在前,第二十四軍第四旅袁鏞在后。袁旅當時所在的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是個比較機動的樞紐位置,向南可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為第五旅第二十一團肖紹成部后援,向西則可翻越飛越嶺扼守大渡河瀘定至得妥河段,保護沈村—龍八埠—化林坪—飛越嶺—宜東—富莊—清溪這條“川康要道”的安全——這是當年川康地區的主要通道。

                  第二十四軍第五旅楊學端部主力(兩個團)位于富林與安順場之間,在安順場對岸的桃子灣渡口有一營守軍,安順場僅有“彝務總指揮部”不足兩連的兵力。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軍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順場—富林間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壩至瀘定之間河段防務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壩至安順場之間亦有30公里左右的防務空隙;瀘定縣城除民團性質的“自衛大隊”外,并無正規軍駐扎;安順場位于楊旅部署中右翼最邊緣。由此可見,劉、聶首長建議棄大樹堡而奔“翼王故徑”,那的的確確是個好建議,應該得一個高分——否則就正好撞上川軍這堵防御墻中最厚的那一部分了。

                  還可以看出的是:無論是蔣公還是劉自公,對安順場至瀘定間的河防,基本上沒有在意。

                  這也難怪,當年的石達開,不是壓根兒還沒蹚到這一步,在安順場就被撲滅了么?

                  而朱毛紅軍,卻踏上了“翼王故徑”。

                  兵行險道,劍走偏鋒。

                  循其途,能不蹈其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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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蔣介石五心不定的大渡河會戰計劃(1935年5月)(占1幅)]

                  注釋

                  [1]《朱德關于盡力扼阻敵軍西渡金沙江致羅炳輝、何長工電(1935年5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37~第3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并以駱秉章誘殺石達開勖勉的新聞報道(四川日報)》,《紅軍長征·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3]楊漢域等:《川軍追堵中央紅軍概況》,《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25~第32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4]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5]《林彪、聶榮臻關于一軍團已占領德昌致朱德電(節錄)(1935年5月17日13時30分)》,《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49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6]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6~第33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7]]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8~第33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8]《林彪、聶榮臻關于西昌城敵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況致朱德等電(1935年5月19日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0~第3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朱德關于我軍迅速北進的行動部署致各軍團、軍委縱隊電(1935年5月19日4時30分)》,《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2~第34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總政治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1935年5月19日5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4~第3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關于取得大渡河可渡河點致各軍團及軍委縱隊首長電(概要)(1935年5月20日9時30分)》,《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496~第4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2]《中革軍委關于野戰軍目前戰略方針和任務致各軍團、軍委縱隊電(1935年5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47~第3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中央檔案館12卷[37]號,轉引自馬文忠:《紅軍長征過冕寧——民國二十四年冕寧政局》,《冕寧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9~第10頁。

                  [14]《劉伯承、聶榮臻致中革軍委偵察報告電(大意)(1935年5月21日)》,轉引自馬文忠:《紅軍長征過冕寧——民國二十四年冕寧政局》,《冕寧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11頁。

                  [15]馬文忠:《紅軍長征過冕寧——民國二十四年冕寧政局》,《冕寧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10~第11頁;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紅軍長征在四川》第75~第80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6]納耳壩位于今四川省石棉縣境內的大渡河南岸(安順場渡口以東約25公里),亦稱大堡,現名永和鄉。位于安順場與大樹堡之間。

                  [17]《朱德關于我軍主力向納耳壩、安順場渡口北進的部署(1935年5月21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50~第3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賀國光編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第32~第42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1986年9月翻印。

                  [19]《雅安專電(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竄記(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0]《康軍劉總指揮文輝養電(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竄記(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1]《蔣介石關于康定、瀘定最為重要致劉文輝電(1935年5月23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卷》([臺灣]高素蘭編著)第140~第141頁,國史館2008年11月初版。

                  [22]《雅安二十七日專電》,胡羽高:《共匪西竄記(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9頁,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23]]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3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4]]張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擊戰》,《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340~第34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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